1935年1月15日的夜里,遵义城外细雨迷蒙。红军先头部队架起油灯,临时司令部里气氛压得人透不过气。叶剑英伏在地图前,指尖一寸寸移动,计算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外头炮声忽远忽近,年轻通信员探头进来,悄声提醒:“参谋长,轰炸机可能凌晨出动。”叶剑英没抬头,只应了一句:“路线改不了,危险也改不了。”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其实就是他看待生死的态度——该面对的就直接面对。
湘江血战后,红军折损惨重,队伍里议论最热的不是饥饿,而是“谁还能活着翻过雪山”。行军到广西边界那天,四五架敌机突然俯冲过来,螺旋桨割碎空气的声音像锯子。叶剑英一挥手,部队分散隐蔽,他自己却没躲太远,仍盯着空中判断方位。三枚炸弹落下,泥土被炸得滚烫,其中一枚就在他身侧炸开。尘土散去,叶剑英一膝跪地,右腿血流如注,裤管被炸出尺许长的豁口。警卫冲过来搀扶,他却咬牙站起,“别围着我,伤口不疼,敌机还在!”这句硬撑的口头禅后来传开,同行的战士说,他是用吼声压住疼痛。
医护条件艰苦,弹片无法取出,只能简单包扎。他把染血棉布塞进背包,说是“留个念想”。几年后有人问,这么大块伤疤会不会难受?叶剑英呵呵一笑:“活着就不算难受。”听起来轻飘,却透着冷冽。正是这股子劲儿,让他在枪林弹雨里多次化险为夷。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转身投入国防建设,他的日程表常常排到凌晨。1950年勘察西南边境,他骑马十几小时不下鞍,陪同人员腿都发抖,他还打趣:“打天下靠双脚,守天下也得靠双脚。”进入八十年代,他的身体再不比从前,可工作习惯并未减半。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单设医疗组,他却常拿自己当小白鼠,试针剂、改仪器,从不给医生留下退路。
1981年5月24日清晨,武汉东湖起雾。叶剑英在湖边散步,杖尖敲击石阶发出清脆声响。上午九点,老战友何长工到访,两人见面没说客套,直接问对方血压、心率。“长工,老兵比血脉。”叶剑英抖了抖袖口,露出腕上的脉搏带,眼神颇为顽皮。交谈中,他提到自己的年龄:“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我再过两个月就碰八十四。阎王要催命,估计随时会来敲门。”话音刚落,屋里静了半秒,何长工故意板脸:“那你这两个月给我老实点,阎王要先找也得先找我。”两位老人相视大笑,外人听来有点瘆,但他们自己毫不在意。
下午查房时,医疗组给叶剑英做静脉穿刺。护士手心冒汗,针头颤了几下没扎进血管。叶剑英轻声鼓励:“别怕,戳准了就好。”随后眼睛一闭,不再吭声。那天他足足做了四次穿刺,手背青紫,他却只嘱咐护士休息——“别忘了你们也要活命”。这种反客为主的调侃,让年轻医务人员既紧张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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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对生死并无玄学寄托。他常用三件事提醒身边人:一是身体再好,也挡不住时间;二是事业未竟时,病痛只能放一边;三是党培养了自己,能为组织多活一天就多干一天。道理朴素,却符合他几十年行事惯性。说到底,军人的词典里,死亡永远排在任务之后。
同年10月,叶剑英病情急转直下。救治间隙,他看见窗外梧桐叶落,轻声说了句:“季节在换班,人也该换班。”陪护的老警卫员眼眶发红,他摆手示意别多话。凌晨,仪器警报响起,医疗组全力抢救。短暂的平稳后,叶剑英闭上眼睛,像完成一次例行转场。此时距离他那句“我再两个月就八十四”已过去两年零三个月,阎王确实没有立即“请客”,却最终没有例外。
年过半百的读者或许更能体会,一枚弹片、一次穿刺并不传奇,真正难得的是那份“时间属于公家”的执念。叶剑英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躲不过的生死既然无法改变,不如把恐惧折叠收好,放进衣兜,继续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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