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日，父亲母亲和我

作者：徐崇博（甘肃正宁）

正宁的大雪，在2025年最后一天的凌晨就开始下起，漂漂洒洒，整整下了大半天，积雪厚达五六公分。“四方”联动，我从路面扫雪除冰回来，警用大衣的肩头积了厚厚一层白。大队院里那棵老松树的枝桠低垂着，松针上托着沉甸甸的雪，在寒风中微微颤动。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雪花在路灯的光柱里纷乱飞舞，清醒的记得，再过两天便是父亲母亲去世三周年忌日。这岁末的雪，纷纷扬扬，像是从记忆深处飘来，把我带回那些有父亲母亲的年月。

一、纸花（1976年秋）

记忆的起点，是那个清冷的秋日。我还没上学，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进袁坪三年制小学。学校静得出奇，只有纸张摩擦的沙沙声和压抑的啜泣。满场的女社员拿着素白的纸，却不知如何折叠。母亲是村里唯一念过小学、识字能读报的女共产党员，她自然地走上前，先取一张纸，对折、翻转、捻角，一朵素净的纸花便绽放在她掌心。“这样折，这样翻。”她的声音平静清晰，眼角的泪光在晨熹里闪烁，手上的动作却稳当从容。

我仰头看她，阳光描摹着她专注的侧脸。那时我不懂死亡，不懂一个国家失去领袖的重量，却记住了那个姿态，悲伤却不慌乱，用一双巧手把集体的哀思折叠成形。后来我常想，也许正是从那个早晨开始，一粒叫做“信仰”的种子，被母亲悄悄种进了我心里。

很多年后我明白了，母亲在那个清晨教给我的，不仅是折纸的技巧，更是一种面对大事时的庄重态度。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带头，更要在集体需要时，用双手把众人的情感凝聚成形。这种“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的担当，后来成为我从警路上的第一准则，无论在月明乡政府写材料，还是在刑警队侦破命案，抑或如今站在交通指挥岗上，我知道自己必须像母亲那样：沉着、细致、把责任扛在肩上。

二、马儿沟的扁担（约1979年）

真正懂得“责任”二字，是在马儿沟那条羊肠小道上。八九岁的年纪，偏要证明自己是“男子汉”。两笼玉米装得冒尖，三四公里的山路越走越长。最险处，路窄只容侧身，一边陡峭山坡，一边深沟水渠。腿开始发颤，汗水迷了眼，脚下一滑，扁担脱肩，两只笼和金黄的玉米棒子欢快而决绝地滚向沟底。我站在崖边不知所措，长印赵爷戏笑我说：“你才没怂向么”。我受不了委屈“哇”地哭出声。不是心疼玉米，而是承受不了“搞砸了”的羞愧。扔下扁担跑回家，准备迎接责打。

父亲在院里编筐，等我哭够了才开口：“哭够了？”递过一碗水。“马儿沟的路，你爷走过，我走过，你也要走。今天玉米滚了，明年麦子还要担。”他望向远山，“娃，记住，这世上的担子，都是越担越重的。”

“担子越担越重”这五个字，像印章一样烙在我心上。后来在派出所当户籍内勤，我觉得琐碎；在刑警队破案，感到压力；分管消防、禁毒、刑侦时，肩上的责任层层叠加；如今担任交管大队长，面对的是千家万户出行平安。每当感到沉重时，我就想起马儿沟的扁担，人生的担子从不会变轻，只会因你的承担而显出分量。真正的成长，不是找到宽阔易走的路，而是把肩膀练得能扛起更重的责任。

三、肺结核的夏天（1984年暑假）

初一那年暑假，肺结核得的猝不及防。咳嗽咳出了血，母亲带我去县医院拍胸片，后又去东龙头找那位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老中医。江大夫开了链霉素，又配了中药丸。配药那天，我亲眼见他碾碎几十味药材，过筛、和蜜，在案板上揉搓，最后团成的药丸，有小脸盆那么大，褐色，泛着蜂蜜光泽。

“这得吃多久？”“吃到好为止。”江大夫比划着，“一天三次，一次掰这么一块。”

最艰难的是打针。120支链霉素，需要连续肌肉注射。母亲识字，但不懂医，她去找村庄里当时在永和初中当社请教师的亮亮表叔。表叔教她：怎么消毒，怎么找臀部注射点，怎么推药不疼。母亲学得认真，心里记步骤，手上做比划，回家后就把纱布叠起来练扎针，后又在萝卜上练习，最后还在自己身上试。第一次给我打针，她的手抖得厉害。针头用酒精擦过，亮闪闪的。“妈，我不怕。”我说。她深吸一口气，针扎进去的瞬间，扭头别过了脸。

那个暑假，我每天打完针，吃了药，就在炕头小桌上复习功课，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叫我去地里干活。整整一个暑假，坚持打完了针剂，吃光了丸药，也治好了我的病。念初二第二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排全班前五，作文《春风吹到了罗川城》拿了全校一等奖。

母亲用120针和一脸盆药丸告诉我，治愈需要耐心，成长不怕缓慢。后来在警队，我见过太多急于求成的教训，让我懂得并牢记办案要证据链完整、调解要耐心听双方陈述、交通安全宣传要一遍遍重复。母亲没说过“坚持”二字，但她用整个暑假的陪伴，让我明白：真正的力量，是日复一日地做那些正确却枯燥的事。这让我在工作中从不轻言放弃，无论是十多年坚持自考完成学历，还是为一起案件追查数年。

四、油灯下的抉择（1986年夏）

初中毕业那年夏天，家里的油灯常常亮到深夜。我拿到了小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却向往着高中的大门。我觉得自己能考大学，应该去看看更远的世界。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火光明明灭灭：“你大了，自己定。”

母亲的反应出奇坚决。她放下手中针线，盯着我的眼睛：“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有了饭碗，书还能再读。”她讲起父亲的往事，声音在油灯光晕里格外清晰。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考上平凉农校，全家骄傲，可去了才发现伙食根本吃不饱，一个月后，他徒步三百里走回家。“你爸饿着肚子跑回来，这辈子再没跳出农门。”母亲声音发颤，“咱家不能两代人，都耽搁在‘可能’上。”

我选择了中专。临行前夜，母亲帮我整理被褥，边忙边说：“妈知道你想飞得高，但飞之前，得先站稳。识字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走稳路。”

母亲用两代人的经历，教会我最重要的生存智慧，立足当下，才能展望未来。后来的人生证明了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又在工作之余完成了专科、本科的自学。这让我明白：人生的路要一步一步走，台阶要一级一级上。在警队，我从基层干起，户籍、治安、刑侦、政工、交管，每个岗位都认真积累；从警员到高级警长，每一次进步都脚踏实地。母亲那句话“书还能再读”，成了我坚持学习的动力，工作后我从未停止学习，因为我知道，站稳之后，才有资格谈飞翔。

五、第一声吆喝（1987年夏）

中专第一年暑假，家里种的一亩梨瓜子熟了。父亲不会骑车载重物，卖瓜的任务就落在我和弟弟肩上。第一次“经商”，既好奇又兴奋，天没亮，父母帮我们把瓜筐绑上自行车。最陡的南坡上去是西沟，父亲母亲分别牵一头牛，把我们的自行车一步步拉上坡顶。站在塬头，母亲给我们整理衣领，检查称是否完好，然后说：“瓜甜，要敢喊价。做买卖不丢人，靠劳动吃饭最光荣。”

可到了湫头街道，面对熙攘人群，我们张不开嘴。两个少年守着两筐瓜，从清晨到午后，只卖出三个。最后推着车漫无目的地走，不知不觉进了王郎坡村。眼看太阳西斜，我急得眼睛发红。

就在这时，一个老太太走过来问：“瓜甜不？”“甜！”我几乎是喊出来的。“那咋不吆喝？”我脸憋得通红，闭上眼睛，用尽平生力气喊出第一声：“卖——瓜——哩——”

这一声像打开了闸门。虽然生涩断续，但终究喊出来了。

那声稚嫩的吆喝，是我人生第一次突破心理障碍。后来在警队，第一次审讯嫌疑人，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第一次面对媒体采访，我都会想起王郎坡村口的自己，万事开头难，但只要你敢喊出第一声，剩下的就顺畅了。母亲说得对：“靠劳动吃饭最光荣”，这句话让我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挺直腰杆。从警三十一年，我抓过小偷、破过命案、追过逃犯，也上路查过违章、进校搞过宣传，无论做什么，心里都踏实，因为我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和努力。

六、雪天步行五十里（1990年冬）

刚到月明乡政府工作的那个冬天，包村的任主任见我很久没有回家，就私下准我两天假，叮嘱第三天中午务必回到芦子坪村部。

那时候没有公交车，刚参加工作自行车也没有买下。我从芦子坪走到县城，再走三十里山路回家。下坡时几乎是跑着的，因为离家已经三个多月了，想念灶台热气，想念父母唠叨。

推开院门时，天已擦黑。父亲和母亲正在铡草，看见我，两人都愣住了。那晚的饭特别香，我睡得特别沉。第二天没有事，我也没有出门，歇了一整天。

第三天清晨，被窗外亮光惊醒，原来下雪了，好大的雪。地上积了半尺厚，天空还飘鹅毛。我犹豫了：五十里山路，这样的天气怎么走？那时没有电话，想请假都没办法。

母亲早早起来烧热水，父亲检查我的胶鞋。“主任放心你，才给你假。”父亲说，“答应了十二点到，下刀子也得去。”

母亲装好烙馍，拿出最厚的棉袄硬让我穿上。踏出家门回头看，他们站在屋檐下，像两尊雕塑。雪落在肩头，白了头发。那五个小时的雪路，是我走过最漫长的路。中午十二点整，推开芦子坪村部的门。任主任正在炉边烤火，看见我惊讶地站起来：“这么大的雪，我以为你不来了！”

“答应了的。”我跺跺脚上的雪，突然很想哭。

那场雪中的跋涉，是我职业生涯的成人礼。父亲用最朴实的话告诉我：信用比路况重要，承诺比天气贵重。从那时起，“答应了就要做到”成为我做事的第一原则。在派出所，答应群众的事一定办好；在刑警队，承诺破案就全力以赴；在交管岗位，说几点巡查就几点到位。两次三等功、多次优秀公务员的背后，是无数个像那个雪天一样的坚守。天气可以恶劣，条件可以艰苦，但说过的话，必须兑现。

七、药店门前的旱烟（2001年冬）

2001年冬天，是我从警生涯最冷的冬天。作为刑警中队长，我主办一起破坏生产经营案件。嫌疑人被盘问回家后自残，随后控告我们刑讯逼供、滥用职权。检察院立案，我和大队长站上被告席。

那些日子，我常去妻子经营的药房帮忙。父亲总会在我最烦闷的时候出现，他骑着那辆老旧的“永久”自行车，从三十里外的老家来，就蹲在药店门前，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爸，里面坐吧。”“不用，这儿挺好。”他磕磕烟灰，眼睛望着街上来往的人，“你妈让给你捎句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有时他什么也不说，就蹲在那儿抽两袋烟，看看我，看看药柜里整齐的药品，然后起身拍拍裤腿：“我回了，地里活还等着。”

官司打了一年多，最终法院还了我们清白。宣判后第三天，父亲又来了。还是蹲在药店门前，抽完一袋烟，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你妈炒的豆子，香。”他顿了顿，“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父亲蹲在药店门前抽烟的身影，成了我人生中最温暖的风景。他的话不多，但每句都像秤砣一样实在。“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十个字，让我在后来所有的执法中都挺直腰杆。无论是查处酒驾面对说情，还是办案遇到阻力，我都记得父亲那袋旱烟的味道：清苦，但踏实。他每月骑行三十里，不是为了说什么大道理，只是为了让我知道，只要走得正，就有人在你身后。这让我在领导岗位上，始终把“公道”二字放在最前，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坦荡。

八、四天的告别（2022年12月7日-11日）

2022年12月7日，中午12点13分，正在回家的路上。手机响起，表叔怀宁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快回来！你爸妈……煤气中毒……”

救护车把还有呼吸的母亲送到县医院，又转到市医院。医生说，希望渺茫，但可以试试高压氧舱。

四天三夜，我记不清抱着母亲进了多少次高压氧舱，那个透明的舱体里，母亲的脸显得那么安静，那么陌生。监测仪上的数字每跳动一下，我的心就跟着紧缩一次。我在她耳边说话，说小时候她教我认字，说那120支链霉素，说王郎坡村口的第一声吆喝……护士劝我休息，我说我不累，我怕一闭眼，就再也看不见她了。

第四天傍晚，母亲还是永远闭上了眼睛，离我们而去，表姐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叫我不要哭，让母亲安静的走。我抱着母亲尚有余温的身体，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不停地流，流了整整一夜。

父亲已经先走一步，在新建的房子里请人盘的火炕上，安详得像是睡着了。四天之内，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的两座山。

那四天，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也是最深刻的课堂。我明白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懂得了有些事不能等“以后”。这让我在工作中更加珍视当下，交通安全宣传不能等出了事故再做，隐患整改不能等发生悲剧再抓，对同事的关心不能等困难来了才表达。父母用最后的离别告诉我，责任在当下，爱在眼前。如今我每天早早到岗，认真巡查，把每一天都当作工作的最后一天来履职，因为我知道，有些机会，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

九、松树下的思念（2025年12月31日夜）

窗外，雪还在下。大队办公楼前的那棵老松树，枝桠被雪压得更低了，但松针依然苍翠。这让我想起父亲，生活的重担从未压弯他的脊梁；想起母亲，岁月的风霜从未黯淡她眼中的光。

再有三十几个小时，就是元月二日了。三周年忌日，按老家的规矩要请主、献祭、现饭、焚香、化纸、换服，尽量办的浓重一些。我会请半天假，回老屋仔细打扫，在父母的照片前供上他们爱吃的水果和糕点，然后静静坐上一会儿，就像他们还在时那样，说说我们姊妹们，说说孩子们，说说这一年的工作，说说正宁街上的变化，说说我如何把对他们的思念，化作了对这座城市交通安全的守护。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每当我在护学岗上牵着孩子的手过马路，每当我在路上劝导查纠一个违章，每当我在酒驾查处点查获一名酒驾司机，每当我在事故现场拉起警戒线，我都觉得，父母就在不远处看着我。父亲会点点头，继续抽他的旱烟；母亲会微笑着，眼里有欣慰的光。

如今我在交管大队长的岗位上，终于明白了父母一生的诲：母亲用她的党员身份告诉我，要有信仰、敢担当；父亲用他的扁担告诉我，要负责任、能承受；他们用共同的付出告诉我，要脚踏实地、不断学习。这些朴素的道理，指引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警察，从一个普通警员走上领导岗位。在月明乡政府，我学会了细致；在派出所，我懂得了服务；在刑警队，我磨练了坚韧；在政工岗位，我修炼了胸怀；如今在交管一线，我践行着守护。

雪渐渐小了。松树上的积雪开始簌簌落下。远处，正宁的街灯在雪夜里显得格外温暖，一盏一盏，照亮着晚归人的路。

爹，娘，你们看见了吗？

马儿沟那条路，儿子还在走，只是如今肩上担着的，是万家平安。油灯下的教诲，儿子还在听，如今化作了街头巷尾的谆谆劝导。那袋旱烟的滋味，儿子还记得，让我在每一次执法中都心存敬畏、胸怀坦荡。

这条路，儿子会一直走下去。走得踏实，走得坚定，走得让你们无论在哪个世界，都能放心地微笑。你们的孩子，已经把你们给的平凡日子，活成了照亮别人的光！

作者徐崇博，甘肃正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

编辑：何俊德/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