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普遍反映船形帽太丑，彭老总当场表态：我支持你们的意见

1959年3月的一天早晨，华北大同郊外的195师操场上，百余名战士排成方阵，大家齐刷刷摘下船形帽，换戴解放帽的那一刻，掌声像春雷一样炸响。很多老兵说，他们盼这一天，整整盼了四年。

当兵打仗、练兵备战，本不该为一顶帽子分神，可船形帽戴在中国士兵头上却始终别扭。一个“歪”字，直接戳中传统审美的软肋——帽沿向右歪，左侧半个脑袋暴露在外，旁人看着别扭，自己戴着更觉得尴尬。有人打趣：“一出门就像挎着枪的剃头学徒。”

火苗最先从报纸上蹿出。1957年5月30日，《解放军报》刊发三封来信，标题只有十个字：“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当天夜里，报社灯火通明，邮袋像雪片一样送到编辑部，几乎清一色全谈这顶帽子。有的战士写得直接：“帽子丑得掉份儿，求求首长给条生路。”口吻虽冲，可句句是真心。

追根溯源，还得翻到1953年。那年中央军委决定实行军衔制，并要求设计全新军装。负责筹划的改革工作组由贺龙挂帅，洪学智、张爱萍具体抓。方案堆满了长安街某处两间平房，草图足足摞了半米高。最终定型的55式军装大量借鉴苏联样式，船形帽也从红军仓库直接“搬”了进来。

1955年5月，毛主席第二次审看样衣时对帽子多看了几眼，“你们说船形帽好吗？”他问。贺龙答得干脆：“好处是不挡视线，戴钢盔还能做衬里。”毛主席点头，顺便加了一句，“材料必须国产，不要啥都依赖别人。”就这样，船形帽顺理成章列入55式制式装备。

一开始，部队新鲜劲儿很足。可是没过多久，麻烦集中出现：列队稍息还好，一跑步帽子发飘；夏天流汗，绸呢材质吸汗慢，干脆直接滑到耳朵边；最尴尬的是休假探亲，乡亲们看见歪帽，说不出是谁家兵，连招呼都不好打。有人打报告，请假回乡要戴旧八角帽，被班长批评“思想滑坡”。

1958年1月13日，北京市公安部队礼堂里，张爱萍和基层代表座谈，十多名战士轮番发言，话题依旧围着帽子转。有小战士急了眼：“张副总长，要不您先试试？”张爱萍笑着把帽子往头上一扣，“习惯了就好。”但墙上挂钟还没走到整点，意见单又写满一摞。

同年1月18日，国防部公布调整军服细节，却依然没动船形帽。上面推，下边抗，带兵干部两头挨批。为了带动情绪，老首长们干脆以身作则。许世友下连当兵时，一身灰呢军装加船形帽在演训场跑了整整十公里，汗水顺着帽檐往下淌，也没摘。照片洗出来贴在宣传栏，年轻士兵看得还是摇头。

僵局一直拖到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终于作出决定：停止新发船形帽，改发解放帽，但库存要等用完再说。仓库里足足三十多万顶，一旦报废，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后勤部门犯了难。

有意思的是，转机来自一次田间行军。彭德怀秋季到195师检查，站在稻田边问列队官兵还有什么困难。一名新兵鼓足勇气大声说：“报告彭总，船形帽不好看。”场面安静了两秒，只听彭德怀爽朗一笑，“我支持你们的意见，帽子马上改！”一句话拍板，师里第二天就把库存清点完毕，等待上级调拨。

1959年春，陆空军士兵夏季制服统一改发解放帽。国防部通报中提到：船形帽可就地改作工日挎包、棉衣口袋，材料一丝不浪费。很快，《解放军报》刊登推广经验，缝纫机嗡嗡响，大量旧帽变成实用小袋，解决了库存，还给连队攒下一笔节约基金。

就此算账：从55式换装到彻底撤换，船形帽存在整整四年。军内档案有一组数字——期间收到官兵来信二千余封，85%集中讨论这顶帽子。有人或许觉得“小题大做”，可在部队日常里，帽子不仅关乎形象，更关乎士气。帽子歪与正，折射的正是士兵心里舒不舒坦。

1960年后，一颗红星挂在八角帽前，成了新时期军装最鲜明的符号。那些被拆线改做挎包的船形帽悄悄退出历史舞台，连同关于“好不好看”的争论，一起留在军装改革的注脚上。若翻阅当年兵员档案，能看到不少人报名时特意写下理由：“喜欢那顶红星帽。”这句话朴素，却说明一件事——合身的军装，真的能让战士把腰杆挺得更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