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邓颖超去天安门广场散步，有个老人的橘子，引起她的注意

1975年十二月下旬，北京的夜风比往年更凛冽，阜外医院门前的梧桐叶被吹得哗啦作响。住院部里，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彻夜不眠，外间却始终低声交谈——最担心的事正在逼近。就在这样压抑的空气里，邓颖超陪伴周恩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化疗之夜。

跨入1976年元旦那天，天色灰蒙得像积了尘的玻璃。周恩来体征波动，护士加紧用药。邓颖超握着丈夫的手，指尖冰凉，窗外却传来焰火零星的爆裂声，仿佛在提醒人们新年已至。她抬头望向钟表，长短指针相交成一个沉默的十字。

1月8日清晨，心电监护仪上的波纹最终归于平线。后事安排迅速展开，国务院机关大院里人影穿梭，文件一叠叠盖上公章，连悲痛都来不及铺陈。天安门前挂起白幡，百万市民自发排队吊唁，长街上仅能听见脚步声与压抑的啜泣。

丧礼结束的第三天，西花厅冷得像无人居住的空宅。有人送来素花，有人寄来挽联，也有人托人送来热气腾腾的烧麦，希望她“垫垫胃”。天津某服装厂七十多名青年连夜赶制一件浅灰色棉袄，让人民日报的记者捎到北京。邓颖超摸到针脚时，眼圈红了，可还是把棉袄折得整整齐齐放进箱子里。

三月初的北京，积雪化成薄薄的水洼，地面潮冷。周恩来诞辰将至，城里出现了自发追思的浪潮：有人捧着白菊，有人写下一整册诗抄，有人干脆在自家墙上贴一副“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红纸。值得一提的是，城东菜市场里，橘子忽然抢手，不少摊贩说：“有人买去敬总理。”

5日上午六点半，邓颖超按惯例服完药，披了那件棉袄，步出西花厅。警卫员请示是否派车，她摇头，慢慢朝长安街方向走去。路旁柳枝刚吐芽，细得像淡墨线条。她没有刻意回避人群，却也没有停下脚步，仿佛只是一次普通散步。

广场前，响起潮水般的低声诵读。花束堆满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几乎看不到石阶本来的颜色。邓颖超放缓速度，这时余光捕捉到一抹暗橙。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人站在碑前，掌心托着两只带斑点的橘子，他反复用袖口擦拭，动作小心得像磨一件瓷器。

老人微微鞠躬，喉咙哽住，只挤出一句：“总理，给您带的山里橘子。”声音几乎被风吹散。说完，他把橘子放在花堆旁，再一次鞠躬，肩膀因抽泣而抖动。邓颖超止不住鼻酸，侧身避开人流，倚在石栏后方，让冷风把泪意吹干。

她注意到，老人脚面满是干裂的泥，裤脚还有稻草纤维。广场距离大山足有数百里，他大概率坐了绿皮车，又换了公交，才把两只不够鲜嫩的橘子送到这里。有人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不是花？可在那个年代，一只橘子等于老人半日工值，这已是他能找到的最好供品。

短暂平复情绪后，邓颖超重新回到纪念碑前，目光越过花束与挽联，定格在那两只橘子上。正午的阳光不强，却让橘皮透出柔亮的色泽。她想到周恩来在延安时期吃橘子时说过的玩笑：“带着阳光味儿，多吃不怕缺维生素。”这句轻松的话，此刻如利刃般刺向心口。

警卫员见她神情恍惚，小声提醒天气转凉。邓颖超摆手，低声应道：“他没走远。”这并非安慰别人，而是对自己下达的命令——不能倒下，仍要工作。留给她的任务很多：继续主持妇联会议，处理遗留外事文件，还要监督那批刚列装的医卫车尽快送往川滇贫困县。

下午二时，她离开广场。途中偶遇几位年轻人，手举写有“学恩来精神”的木牌，在交通岗旁维持秩序。青年喊出的口号没有一致节拍，却透着朴素的笃定。邓颖超点点头，没有停留。那一刻，她似乎抓住了某种更长久的力量——不是单纯悼念，而是将悼念转化成持续的行动。

晚上回到西花厅，她让食堂只盛一碗稀饭。秘书报告：外交部紧急电报，请她审签。她披衣坐下，端笔批阅，神情恢复往日的干练。文件末端空白处，她写下七个字：继承遗志，勿负人民。笔锋略显颤抖，却没有涂改。

几天后，一封信经多道辗转送到西花厅，署名正是那位献橘老人。信里提到，他来自冀南山区，周总理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援过当地兵站；“那年给过我们盐，如今只能还您两只橘子。”信尾署日期：公元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邓颖超看完，轻轻合上信纸，把它与那件灰棉袄一并收进抽屉。

老人不知道，他的橘子曾在春风未暖的北京引起怎样的波澜，却真实映照出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情感厚度。总理生前几十年始终以群众冷暖为念，去世后仍用另一种方式被牵挂、被纪念。至此，邓颖超更加笃定：只要这种牵挂存在，周恩来的名字就不会消失，相关事业也不会停歇。

翌日清晨，她在日程本封面写下当日计划，上面列着三个关键字：妇联、医院、川滇。字迹不大，却锋利有力。橘子的香气已经散尽，可它留下的意义，远比香气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