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的上海带着湿冷的江南味儿,街头行人脚步匆匆。彼时在衡山路小楼里,贺子珍刚结束一轮治疗,医生建议去气候温暖、空气湿润的海滨城市静养。走廊暖气噗嗤作响,贺子珍拿着体检单,沉吟良久——去哪里好?她突然想起远在福建当副省长的哥哥贺敏学,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亲情冲动。
次年一月,贺子珍发出长途电报,“想去福州小住,顺便看看你们。”电报语句简短,却透出柔软的思念。收到电报的贺敏学正在省里开会,看到“妹妹”二字,当即合上文件夹:“无论如何,让她过来。”他立刻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请对方协助办理手续。上海市委答复爽快,只叮嘱一句:“旅途中注意身体即可。”
2月初,轮船沿着东海驶向闽江口。甲板上,贺子珍裹着灰呢大衣,倚栏远眺。海风并不温柔,可比起上海的湿寒已好太多。她身边跟着小侄女贺小平——这个在姑妈身边长大的女孩像一缕阳光,总能逗得贺子珍展颜。船靠码头那一刻,福州城头的晨曦正染亮乌山与鼓山,兄妹久别重逢的拥抱,就在这样的光线里定格。
福州的安顿非常迅速。省卫生厅派来专家会诊,给她制订康复方案;省府大院里,把临街的一座小洋楼修葺一新,作为静养住所。日常起居虽有人照料,可贺敏学仍放心不下。他想到与妹妹并肩闽西红军岁月的老战友——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便拨通了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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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叶飞亲自登门。屋里茶香袅袅,他一见贺子珍,先是大笑:“大姐,好久不见,气色不错!”随后把目光转向贺敏学,“我有个想法,能不能由省委派位炊事员,专门给大姐做饭?”一句话说得诚恳,语气却不容推辞。叶飞很清楚,胃口好是恢复的前提,尤其是旧伤缠身的老战友。贺敏学连连点头,贺子珍倒有些不好意思,轻声道:“老叶,你这太周到了。”叶飞摆摆手:“咱们打过仗,你的身体就是组织的事。”
炊事员第二天就到位。此人姓王,曾在闽中根据地烧过大锅饭,刀法麻利,清蒸石斑、红焖河鳗、荔枝肉轮番上桌,外加每日必备鲜蔬和水果。短短一周,贺子珍脸色明显红润。她笑着感慨:“几十年枪林弹雨,真没想到能在福州吃出讲究来。”
治疗之余,她喜欢到台江江边散步,看渔船排成长龙般驶过闽江。细雨落在石板路上,空气里混着咸味和花草气息。偶尔夜幕降临,大院会举办小型舞会,李立英牵着她的手轻声说:“放松一下。”舞池里,贺子珍的华尔兹步伐依旧轻盈,当年在苏区颇负盛名的舞姿,此刻在昏黄灯光下重新绽放。老同事惊讶地嘟囔:“她跳得比年轻人还稳。”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疗养让贺子珍心态平和,却也勾起久藏的回忆。夜深时,她常翻看报纸,关切地问:“主席最近行程怎样?”一次,贺敏学略显为难:“医生叮嘱你少动情绪。”贺子珍把报纸放回桌面,笑笑:“我就是想知道他忙不忙。”简短对话看似平淡,却透露出昔日情感的余温。兄嫂商量后,决定不再回避,而是定时给她送来人民日报,让她有选择地阅读,同时多带她看福州新建工厂、码头、学校,把注意力拉向正飞速发展的福建。
康复期过半,专家复查结果显示各项指标良好。叶飞得知后,高兴地说道:“大姐有空再去平潭岛转转,那边海风更干净。”贺子珍点头,眼角浮现笑意。她没想到,短短数月,一座陌生城市竟给予这样充沛的善意。
1957年9月,暑气虽退,闽江水仍碧绿。贺子珍决定暂回上海复诊。临行前一晚,叶飞和贺敏学陪她在三坊七巷吃闽菜,热闹而克制。饭毕,叶飞举杯,话语不长:“保重,常回来。”酒杯碰撞出清脆声响,像给这段福州岁月盖了一个温暖的印章。
离别列车启动,铁轨拖着长长回响。车窗外,榕树枝影掠过。贺子珍靠在座椅,思绪微动:如果当年的战场上没有流弹,如果那个秋夜没有意外……然而列车终会向前,往事只能折叠进心底。
她并未料到,两年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间隙,毛泽东会突然提出“想见见子珍”。历史把亲情与革命搁置多年,又悄然并线。在那之前,福州的明亮时光,已为她的身心留下重要铺垫;而那位率性豪爽的福建省委书记,用一位炊事员的温度,诠释了老战友之间质朴而深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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