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代，许世友的两任司机，一个征战沙场，一个为民服务

1985年10月，南京东郊雨落如丝。许世友的灵车驶过长江大桥时，两封电报几乎同时送到军区老干部处——一封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署名曲延明；另一封由山东威海发出，落款于正仁。不同的落款地提醒着人们，曾在许世友座车方向盘后面默默付出的两个人，各自走出了两条迥异的人生道路。

在外界眼中，许世友是虎胆将军，可了解他日常的人都知道，他对身边的司机与警卫看得极重。1946年底，他挑中了19岁的曲延明做贴身警卫。那时，华东野战军刚在鲁南打完鏖战，司令部需要一个枪法准、反应快的年轻人。曲延明此前在胶东作战，用一把捷克式轻机枪救过半个班，战绩硬气，性子却沉稳，正合许世友心意。

到了1947年春，鲁南山区雨水大，山路泥泞，首长乘的吉普车屡陷沟坎。曲延明索性让战士们挑木料、垫石块，自己握着方向盘，硬是把车拖到前线指挥所。有人感叹：“这小子不是在开车，是在打仗。”许世友听见，笑道：“好司机要懂战场，光会踩油门不行。”一句话把曲延明推到新岗位——先跟警卫排学射击，空闲时去汽车队练驾驶。

1950年6月，朝鲜局势骤变。杭州训练场刚挂上“汽车兵集训队”的牌子，第一批学员还没结业，曲延明已递上请战报告。他没等批示，凭着许夫人田普开的介绍信，自带一个班跨过鸭绿江。运输连白天隐蔽、夜里出车，一夜连跑五趟，炸弹在耳边轰到发麻。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曲延明升任运输连连长，他对战士讲：“我不是司机，我是把油门当扳机扣的人。”这种做派令友军钦服。

第三年冬天，冻土砣硬得像石头，一辆嘎斯车侧翻，曲延明跳车时腰部着地，旧伤加新伤，疼得直冒冷汗。1962年又随部队入印北山口，翻车事故压垮了他的脊椎，组织批准他转业。曲延明把十几张立功证书卷成一轴塞进行李，坐着绿皮火车到了黑龙江省供销服务公司，当起党支部书记，调解工人宿舍漏水、帮农民卖土豆，干得极有滋味。从战场到民生，他的油门依旧轰得响，只是换了道路。

时间拨到1960年。南京军区机关院里，新成立的小车排缺排长，23岁的于正仁从汽车31团被点名。这个山东小伙子皮肤黝黑，脾气爽快。第一次给首长家送煤，他站在院门口扯着嗓子喊警卫班长，屋里蹿出个灰衫老头打趣：“狼来啦？”尴尬的气氛让人想笑。对话不过两句，于正仁已确认眼前就是许世友。他没敬礼，先把一筐煤球放下，再抹汗汇报道：“小车排排长于正仁，请指示。”许世友摆摆手：“别指示，帮我把这堆煤搬完。”

搬完煤球，队里食堂开饭。大伙房外的土墙根成了临时餐桌，许世友一蹲下就埋头扒饭。于正仁把小木凳递过去，对方摇头：“战壕里没板凳，坐什么？”围观干部觉得排长不懂规矩，议论纷纷。于正仁回一句：“凳子闲着也浪费。”轻描淡写却把首长的脾气抹得服服帖帖。

1962年炎夏，车辆紧缺，全军区排以上干部被叫到人民大会堂。许世友在台上连骂带吼，两小时没停，最后定下条令：两个少将一辆车，20公里之内步行。说完还点名问：“小于到没到？”于正仁起立，操着家乡口音答：“在呢，我是小鱼，游在后面。”哄堂大笑后，许世友一锤定音：“车你管，闹意见我找你。”从此南京军区的车钥匙更像武器弹药，被严格登记。

一年多后，指导员集训开班。许世友绕着操场点名，看到于正仁，皱眉：“你不守方向盘啦？”旁边干部代答：“他早当连指导员了。”许世友挥手：“好小子，开车能开到连部去。”训练场的夺旗赛，他俩又碰面。有干部示意于正仁慢点，意图让首长先摘红旗。回营后，许世友当众批示：“下次谁再放水，我就让他卷铺盖。”他维护的不是面子，而是部队一贯的较真劲儿。

1965年5月，小车排调离南京。于正仁随部队转战福建、广西，多年后脱下军装回到威海干起乡镇企业。修路、架电线、跑贷款，他用不算标准的普通话跟干部、农民磨嘴皮子，被戏称“胶东老黄牛”。同事问他为何总冲在前，他拍着膝盖笑：“司令员当年说的，20公里以内靠这条腿。”

一位在雪原卖粮，一位在海边拉电，每逢夜深，两人各自抚摸着当年的方向盘残影——那是钢铁年代留给普通士兵的勋章。对他们而言，许世友并非遥远的上级，而是一面始终催促前行的旗。有人说士兵离开战场就易被遗忘，可司机不一样，他们记得每一次急刹、每一次抖动，也记得后座那个嗓门洪亮的山东口音。正因如此，1985年的那场秋雨里，两封电报才会在同一天抵达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