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去世一年，陈景润妻子含泪说道：若景润还在，会随邓公去的

1998年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城仍带着残雪。309医院主楼门口，一位中年女子在寒风里站了许久，她就是由昆。谈到此前一年的旧事，她轻声说起那句令人动容的话——如果陈景润还活着，他一定会跟随邓公而去。听者无不动容，因为在这对夫妻的记忆里，邓小平不仅是国家领导人，更像一位雪中送炭的亲人。

时间拨回到1975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在会议间隙向邓小平汇报中科院情况，“中国需要保护这样的人才”，他的态度坚决。邓小平当即点头，要求“把实际困难逐条列出”。不到半个月，胡耀邦亲赴中关村88号那栋狭长筒子楼，亲眼见到6平方米的小屋，灯光昏暗，床就是书桌，行李箱就是书柜。离开时，他只留下短短一句：这种环境，根本不配一位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重要步骤的科学家。

陈景润却固执地谢绝调房。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别人更困难。高强度运算、煤油灯、木板床，一坚持就是三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坐在会场深处的陈景润听见邓小平宣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会后短暂握手，邓小平只说了八个字：“景润，身体要紧。”这句关怀成了他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同年，身体检查提上日程。309医院高干病房里，陈景润遇见护士长由昆。日复一日的针剂声与翻书声交织，两人慢慢熟悉。1980年，他们领取结婚证。婚后仍是两地分居，孩子出生更添忙碌，6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度挤下四口人。科研资料无处堆放，夜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常常吵醒保姆。

1983年底，生活的重压终于让陈景润向组织写报告：住房、爱人调动、需要秘书。报告递上去的第三天，邓小平批示——一周内全部解决。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当晚便派人找楼，半月后，新居钥匙交到陈景润手里，面积四室一厅，属于中关村少见的高标准住宅。外人或许只看见“待遇”，老科学家们却更在意一个信号：国家在用行动告诉他们，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可忽视。

好景也有波折。新家附近的屠宰场噪音不断，陈景润被迫夜间改作息。身边朋友提议打电话给领导，他犹豫再三，仍觉得打扰。但问题很快传到邓小平耳中，高登榜局长带队上门，直接把钥匙要回来，“不换房我就不走”。第二天，科研所给出最终方案：重新分配一套远离噪声的院士楼。事情到此，陈景润终于露出难得的笑，他只说了七个字：“我一定拼命干！”

事实也是如此。从1984年被自行车撞伤，到1996年因帕金森症离世，十二年间，陈景润在病房、在书桌，在无数寂静的深夜与无形的数学怪物搏斗。医生劝他减少用脑，他却学会了“查房时间藏手稿”。由昆不得已把资料搬走，结果清晨六点便接到电话：“如果不能工作，还要我干什么？”倔强到了极点，也执着到了极限。

外界常以“天才”“怪杰”评价陈景润，但他的朋友更愿意提起少年往事。三元县立初中，破衣、糠菜、满分卷，三样标签伴随他整个青春。抗战时期流亡到此的老教授告诉他，数学是强国的地基。从那天起，他把全部精力押在数字上；苦读、演算、默默无闻——直到新中国成立，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给了他转身的机会。国家提供津贴，免去了全部学费，陈景润把这份“雪中送炭”理解为信任，此后几十年未曾辜负。

正因如此，当邓小平连续两次为他“发火”，他才会把感激写进行动里。院士待遇、一级研究员、月薪提高，在旁人眼里是荣光，在他看来只是更大的责任。他的同代人回忆，1988年春天，陈景润一句玩笑“我搬出去跟猪作伴了”让办公室气氛凝固，可等房子落实，他转身就把奖金全部捐给研究所图书室，几乎没留一分钱。

1996年3月，病情恶化。医生建议停工静养，他轻声回应：“知道。”但第二天依旧趴在病床上修改手稿。两个多月后，63岁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葬礼上，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仪式感的告别，只有由昆手中的那份遗稿——上面潦草地写着最后一行字，仍在计算核心不等式。

一年之后，由昆站在寒风里，说出了那句“随邓公去”的肺腑之言。理解这句话，必须回到1975年的会场、回到昏暗的6平方米小屋、回到两次“特别批示”的背后——那里有国家对科学的尊重，也有个人对知遇之恩的报偿。陈景润和邓小平的故事，像两条并行的曲线，在特殊时代里交汇，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上一段难以忽视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