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六年(211年)冬,一支军队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旌旗在巴蜀的雾气中若隐若现。船头立着一位双耳垂肩、气度沉雄的中年人,他遥望两岸逐渐高耸的群山,目光深邃。此人正是刘备。此刻的他,虽顶着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响亮名号,麾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当世虎将,更有“卧龙”诸葛亮总揽全局,却仍是无根浮萍,辗转半生,尚无尺寸立锥之地。而眼前这片被群山环抱、沃野千里的益州,是否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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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隆中之对,西进之谋
时间稍早回溯。在荆州襄阳城外隆中的草庐中,年轻的诸葛亮为刘备展开了一幅清晰的战略蓝图:“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便是后世所称的《隆中对》。诸葛亮精准指出了益州的战略价值:它是退可割据一方、进可问鼎中原的理想基业。然而,如何取得这片“天府之土”?当时益州牧刘璋,虽是暗弱之主,却并无大过,且与刘备同为汉室宗亲。强攻,师出无名;等待,时不我待。
历史的机缘有时充满讽刺。刘璋因畏惧北方汉中张鲁的威胁,以及内部益州本土豪强与东州客籍势力(随其父刘焉入蜀)的倾轧,做出了一个改变三国格局的决定:邀请这位以“信义著于四海”的族兄刘备入川,帮助自己北讨张鲁,巩固统治。这对刘备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谋士庞统极力劝进:“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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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途灭虢,仁义之困
刘备率军万余人,在刘璋派出的欢迎队伍和丰厚物资补给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益州。初期,双方“欢饮百余日”,刘璋更增拨兵马粮草,命刘备北进至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西南)防备张鲁。然而,刘备至此却按兵不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他在葭萌关驻军约一年,并未真正与张鲁交锋,而是广施仁义,笼络益州士民人心,将这里经营为前进基地。
建安十七年(212年),机会来临。曹操东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以此为借口,向刘璋请求增兵一万及相应物资,声称要回救荆州。这实际是一次试探,也是故意制造裂痕。刘璋不满,只答应给兵四千,物资减半。此举正中刘备下怀,他趁机激怒将士,宣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 矛盾公开化,战端遂起。
三、 鏖战巴蜀,鼎足之势成
刘备迅速行动,诱斩刘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收编其军,反戈一击,直指成都。战争并非一帆风顺。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刘备遭遇了长达近一年的顽强抵抗,军师庞统更在此战中箭身亡,这对刘备是巨大打击。他不得不急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率军从荆州溯江西上,入川支援。经过激烈战斗,荆州援军与刘备会师,进围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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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超新投刘备,被派至成都城外,城内震动。加之刘备围城数十日,并派简雍入城劝降,刘璋见大势已去,内外交困,心灰意冷道:“我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 遂开城出降。刘备得以和平进入成都。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刘备入主成都,自领益州牧。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统治:重用刘璋旧部如董和、黄权、李严等,平衡新旧势力;赐予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等人大量金银财帛,酬答功勋;采纳刘巴建议,铸造“直百钱”,平抑物价,充实府库;更重要的是,他继续推行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针,为蜀汉政权争取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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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占领益州,是刘备政治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其集团从流离到割据的关键一跃。它完全实现了《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第一步战略构想,使得刘备真正拥有了一块稳固、富庶的战略根据地,足以与北方的曹操、东方的孙权鼎足而立。从此,“蜀汉”政权从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历史上三分天下的时代,才算是真正拉开了帷幕。然而,这片“天府之国”的获得,过程却交织着权谋、背盟与征伐,昔日的“信义”招牌染上了现实的复杂色彩,也为后来蜀汉政权内部荆州、东州、益州本土三大派系的微妙关系,埋下了最初的伏笔。益州,既是刘备霸业的坚实基石,其内部暗藏的裂隙,也隐隐预示着未来那风雨飘摇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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