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莫斯科第四临床医院的透视灯一亮,十几块黑点牢牢钉在片子上。主治医师皱着眉:“这些碎片怎么留下这么久?”贺子珍笑了笑,没有回答,记忆迅速拉回二十四年前的贵州盘县。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折回贵州,山岭雾气翻滚,枪炮声在峡谷间回荡。休养连的担架间隙里,贺子珍卸下背包,悄悄摸了摸肚子——那里已有胎动,可行军节奏根本不容任何人停步。她咬了咬牙,继续踩着前边战士的脚印往前赶。
两个月后,渡赤水、夺娄山、再回遵义,一路奔袭让许多人精疲力竭。2月20日下午,敌机掠空,机枪火舌扫向山道。贺子珍正扶着一副担架,突然腹部一阵绞痛,汗珠顺着额角滑下,守在旁边的卫生员只来得及说一句“要生了!”前面便有人高喊:“快钻进土窝棚!”
土棚顶矮,地面湿滑,枪声却越来越近。董必武拍板:“就在这儿!”产房就地搭起。炸弹撕开山坡的闷响中,一声婴儿啼哭格外清晰。贺子珍来不及看一眼女儿,便被抬上担架转移。她塞给钱希均四块银元:“交给老百姓,好好喂她。”话音微颤,但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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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不足半月,红军翻过乌蒙山。毛泽东掏出仅有的九块银元,托警卫员买鱼给贺子珍补身子。她却掉头就把钱塞回去:“长征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体力。”几天后伙食竟花超了预算,毛泽东一算帐,才知道金手镯早已被她偷偷换成粮食。他沉默片刻,只说一句:“等胜利那天,再用新中国还你。”
4月下旬,队伍抵五里排驻扎。天刚擦黑,三架敌机突然俯冲。号手嘶哨示警,可爆炸轰鸣还是裂开了阵地。贺子珍看见担架上的重伤员挣扎要翻身,她急步冲过去。下一刻,弹雨和破片像散沙砸下。战友们把她从血泊里抬起时,衣服已被撕成碎条,最深的伤口接近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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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连暲赶来检查,眉头紧锁:“十多处贯通伤,必须立刻止血。”条件简陋,麻药不足,他只能硬着头皮把外露弹片夹出。仍有十七枚嵌得太深,被迫留下。贺子珍迷糊间喃喃:“不要拖累大家,找户百姓家把我放下。”消息很快传到前方临时指挥所。
夜色中,毛泽东赶到休养连。他蹲在担架旁,轻声喊:“子珍,听得到吗?”贺子珍睁眼,声音低却清晰:“你继续前进,不要顾我。”毛泽东握紧她的手:“绝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来。”说完,他转身对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下第一道命令,要求次日派人专程抬送;又给警卫员下达第二道命令,等伤势稳定让她骑小黄马转移——这匹备用军马原是给参谋人员调换脚力的。
之后整整三个月,贺子珍被固定在竹担架上。山路崎岖,抬夫每换一拨,她都咬牙向他们道谢。进入阿坝草地时,雨丝混着寒风,泥沼没过小腿。她坚持拄木棍自己行走,还时不时回头鼓励后来者:“再走几步就到干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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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瓦窑堡窑洞点起油灯。贺子珍产下女儿李敏,身体再度虚弱。保安县大嫂们凑来一百多枚鸡蛋,妇委会送到窑口。毛泽东摆手:“群众自家都缺口粮,这份心领了。”管理员只好连夜把鸡蛋退回,乡亲口口相传,“红军首长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瓦窑堡从此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
莫斯科的医生最终给出诊断:弹片取不干净,日后关节常痛。贺子珍点头,说不遗憾,“这些伤口提醒我,自己不是旁观者”。她的病历被译成俄文,存进档案柜。柜门合上,1935年那张红色手令也被厚厚的岁月压在底层,字迹却依旧分明——“就算抬,也要抬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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