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间谍李洪枢配合公安部“钓”出苏联间谍机构，后来他怎样

1974年1月15日晚九点四十分，北京西坝河桥下灯影昏沉。两声暗号“我是阿麟”、“我是白桦”在寒风里一前一后响起，仅几秒，守候多时的捕控小组便合围制住了五名苏联外交人员。点燃行动导火索的，是31岁的黑龙江籍间谍李洪枢。

追溯这名男子的足迹，需要回到1967年4月。他自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一头扎进卓索河以北，越境投靠苏联情报机关。甄别期足足持续三年，枪械、格斗、电讯、急救等课程轮番压上。此人不善言辞，却耐得住寂寞，最终被列为“可长期潜回”的候选。

1972年6月5日凌晨，李洪枢携带微型密码本、一次性密码本和显影药品，从额尔齐斯河口潜回新疆。半个月后，他出现在沈阳某工厂，欲接触当年的老同学，却因行迹突兀触动厂保卫科神经。辽宁公安随即布下协查网。6月29日，他在宁安县东站被捕，随身物品堆满铁证。

案子被迅速上报中央。7月1日，专案组在北京集结：李震中将挂帅，时一之少将、吴德、吴忠等坐镇。组员全天陪同，不放过他任何细小情绪。日复一日的“同吃同住”，削弱了李洪枢的敌意。他最初沉默寡言，偶尔一句“能给支烟吗”，已足够让警卫记录半页纸。专案组把这一切汇总给周总理。总理批示：“感化为主，争取反用。”

心理防线在漫长的对峙里松动。1973年初冬，李洪枢主动提出给莫斯科递送“样本情报”，借此证明仍受控于组织。公安部抓住时机，配套了一整套真假相杂的材料：牡丹江基层党组织名册、佳木斯部队调防流向、某军区司令换防的传闻，真真假假，足够激起对岸的胃口，却又不伤筋骨。

12月27日，莫斯科电报终于落地：“一月十五日，北环东路西坝桥。”暗号、接头时间、交接物品写得清清楚楚。行动进入实战阶段。国安、公安、解放军通信兵三部门混编侦控，影像监控、无线电测向、交通布控全程同步，防止苏联使馆出现突发外援。行动前夜，北京城零下九度，大风裹挟砂砾，谁也没敢懈怠。

接头如剧本翻版。两名伪装成市民的苏方联络员递上旅行袋，内有电台、现金及空白密码本。信号弹升空的那一瞬间，后备车辆被截停，五人悉数落网。翌晨，外交部按照国际惯例宣布五人“不受欢迎”，限时离境。苏联旋即抓捕我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强行驱逐以示报复。但主次成败，高下立见。

案情汇报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连声称“成了”。然而，李洪枢究竟该如何处置？法律层面，他确属叛逃潜伏；情报价值的弥补，又实实在在。几番讨论，最终采用“功过相抵、改造使用”方案：他被秘密改名，安置进北京一家军工配套厂，从最普通的计量员干起。厂里工友只知道新来的李师傅话少、手稳、夜班从不打瞌睡，不清楚他的前尘往事。

七十年代末，他与一位会计姑娘登记结婚，育有一子。户口资料里，出生地一栏写着“吉林省长春市”。他的父母、兄弟仍滞留境外，组织没让他再有任何联系。偶有人问及家乡，他只说一句“都搬走了”，然后闷头干活。八十年代初，李洪枢参与厂里技术革新，因节约大量原材料拿过一次北京市劳模称号，这件事在公安部备案材料上留了一行小字：“表现稳定，可继续观察。”

有人好奇，为何不在媒体公开宣传这桩漂亮的反间谍案例？一位知情干部在内部讲述会上解释：“情报战讲究后手，亮出来就没得玩了。”此后多年，西坝河桥那晚的暗号成了侦查学院课堂里的经典案例，却始终隐去了真正角色姓名。直到数十年后，查阅解密档案的研究者，才在厚厚卷宗末页看见那串熟悉的拼音——“Li Hongshu”。

关于李洪枢晚年的资料并不多。2004年，他按照工龄办理退休，搬去昌平一处小院，种葡萄、养蜂，看上去与大多数老工人无异。偶尔有旧日侦查人员登门，他会端茶递水，只字不提当年风波。门口的门牌写着“李晋华”，是他生平用得最久的名字。外人若不知道，谁能想到这位背影微驼的老头，曾在冷战暗流里当过一次关键棋子。

讨论李洪枢的经历，有人唏嘘叛逃的代价，也有人称赞反间谍战术的巧妙。历史档案不会给出道德判决，它只提供事实：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时代激流中做出选择，跌宕数年后，被更庞大的博弈推向另一个坐标。至于好坏评断，留给后世读者自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