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写信追求李又兰，信却被扣压，导致李又兰和科长大吵一架

1941年12月底，苏北盐阜大地的夜风透骨，张爱萍用马灯照着地图，准备第二天对伪军据点的袭扰。他刚刚放下钢笔，忽然想起华中局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必须去，除了汇报军情，还想见那位在档案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速记员李又兰。

次年1月初，各路指挥员冒着寒意赶到延河集，会议地点临时设在一所旧祠堂。李又兰坐在主席台侧，低头记录，嗒嗒声不紧不慢。张爱萍第一次见真人，便被“速记本子越翻越薄，内容却层次分明”这一细节吸引。会场里时常传来漫长发言，张爱萍却发现，只要李又兰点点笔尖，一份清爽的简报就能在当天夜里送到桌前。

开会第三天晚上，张爱萍巡查宿营地，无意间在廊檐下拾到一双露指手套。第二天清早，他把手套递给李又兰，对方扬起眉眼，爽利一句“多谢好心”，笑意铺满脸。也就是那一刻，军人心里的谨慎与朴素好感交织在一起，“速记能否教我”成了自然的借口。

俩人边教边学，顺便聊到各自在上海潜伏的经历，又发现1938年春竟在武汉擦肩而过。那次回忆让两人都笑弯了腰——原来拦住大学生的值班参谋与赖在门口的学生，如今坐在同一张长凳上。缘分这种东西，在战火年代更显得奇妙。

会议进入尾声，张爱萍送出两件战利品：一把德式小匕首、一枚信鸽腿环。李又兰连夜回赠：手抄刘少奇《战略与策略》节选，墨迹未干。张爱萍收到礼物，粗眉一挑，乐得扯着同志们聊天都带着笑。

闭幕那天，陈毅途经主席台侧，眼尖地认出了那把匕首。指尖一敲，抬眼看向张爱萍，后者只是轻轻点头。陈毅随即在台上调笑：“小张武器配速记，倒也别致。”会场一阵轻笑，很快又归于肃穆。

分别后，两个月里，张爱萍先后寄出十二封信，内容不过是作战简况、行军趣事、甚至一顿午饭几碗红薯稀粥都写得仔仔细细。等不到回音，他隐隐不安：“是不是通讯线出了纰漏？”于是决定抽空赴党校探个究竟。

此时的李又兰，压根不知道世界上还躺着那一摞信。一天午后，她被科长叫到办公室。厚厚一沓信件拍在桌面，尘土飞扬。科长质问：“未经组织批准，不得私下通信！” 这一嗓子，把平日温和的女同志激得满脸通红。

“哪条纪律规定男女不能通信？”李又兰抬手便要去拿信。科长伸臂阻拦，气氛瞬间紧绷。短暂对峙后，科长败下阵来，只能嘟囔一句“回去反省”。李又兰抱起信，转身冲出办公室，连门板都震得嗡嗡响。

芦苇荡边，她拆开信封，一封接一封读下去：雪夜打伏击、粮站分豆饼、新兵脚冻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却让人鼻头发酸。最后一封写道：“若再无回信，计划二日内前来探望。”话音未落，人已到身后。

“原来你真在这。”张爱萍撑着雨披，话语轻缓。短短一句对话，凝成满满的安心。读信、解释、埋怨，全都夹杂在呼吸间。李又兰一句“领导扣了信”刚说完，张爱萍笑出了声。对方不解，他却摆手：“多亏他帮我证明，这十二封字字句句没被当场撕毁，就说明你没拒绝。”

雨下得大，草叶打在雨披上噼啪作响。张爱萍忽然收起玩笑，语气正经：“战争不知何时结束，今日想把话挑明——愿不愿跟我并肩走下去？”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短促号角，像是一声催促。李又兰没说“愿意”二字，只递过去那枚被雨水打湿的鸽腿环。

1942年盛夏，连日暴雨冲塌了几处茅屋。黄昏时分，张爱萍骑着枣红马冒雨赶到。泥浆溅到军帽，他顾不上拂去，直接喊人名字。李又兰抱被而立，鬓发全湿。张爱萍伸手：“跟我走，今晚就办手续。”

苏北根据地的婚礼很简单：两张条凳，一只煤油灯，一碟盐渍花生。陈毅临时担任证婚，调侃“战场红娘也算首创”。人们在暴雨声里把杯子举得很高，小小的祠堂屋顶却没有一处漏水。

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张爱萍每进一座县城，依旧找纸写信。前线弹坑里、船板缝隙间、树叉上，他一笔一画写得工整：“天气凉了，手套还在吗？”这一次，再没人把信扣下。

1945年初春，华中局转移途中，邮差抱着一个挎包找到李又兰，里面装着二十三封旧信，最上面那封写着“敌人封锁再严，也封不住心意”。她把信件理好，用布袋包起，放入随身木箱。

往后很长时间里，这对革命伴侣不常谈论恋爱往事，却都记得初遇那双露指手套与那把匕首。匕首后来钝了，被磨成了裁纸刀；手套破了补，补了再破，终于在天亮前的灯光下，静静躺在李又兰的抽屉。

岁月推移，很多战友因战火离散，但那场与科长的争论，却让所有人明白：沟通可以被暂时阻断，信任却不能被扼杀。如果说战场需要勇气，那么在炮火背后坚持写信、坚持等待回信，同样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支撑着他们走向了更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