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工作，上报毛主席痛快说了八个字

1949年10月初，北平的夜风已经夹着凉意，城里却因为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而彻夜灯火。就在这样的节点上，58岁的周作人扶着院墙，慢慢走进八道湾旧居——屋檐破旧、灰砖斑驳，他得先想办法让一家人吃饱。

他并非无名小卒。二十多年前，他与鲁迅并称“周氏兄弟”，在北大课堂里侃侃而谈希腊神话，也在《晨报副刊》发表笔记体散文。可抗战爆发后命运拐弯。1939年1月，他出席日本人组织的座谈会，讲话被刊印，瞬间成了“口供”。再加上1941年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汉奸的帽子便摘不掉了。

枪声也曾提醒过他。1939年清华园那次“杀奸团”袭击，子弹擦着耳畔飞过，他侥幸活命，却在日伪警察的严密看守下彻底失去自由。后来竹简笔墨换成了“东亚共荣”的口号，他一步步滑向沦陷区权力网络，自己也明白这条路回头难。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北平。1945年底，他列在汉奸起诉书最前列，被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庭审时他一再辩称“文化应酬”，依旧被判十年徒刑、剥夺公权十年。若不是1949年春李宗仁临行前签字释放政治犯，周作人或许仍在狱中。

出狱那天，南京细雨。学生替他买了站票，一行人挤上开往上海的列车。车厢里，他沉默坐了整整24小时，连茶水也没动。抵沪后寄居在学生家中，198个日日夜夜，靠翻译《伊索寓言》换几块稿费。胡适两次劝他南下台湾：“职位管够。”他摇头——“台岛毕竟是末路”，这句话只在私信里写过一次。

上海租金太贵，他重返北平。家里早无积蓄，监狱期间的赔偿谈不上；想起哥哥的稿笺，他硬着头皮写《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友人讥笑：“前些年你还不屑写鲁迅。”他苦笑：“先活下来再说。”

1950年初，他终究抬笔写给周恩来。信不长，“昔日讲学北大，今为衣食所迫，愿做文字翻译，亦甘校对。”末尾还加了一句“希冀旧识念及五四交往”。周恩来看完，把信夹在文件袋里，批语简单：拟报主席。

文件送到毛主席案头已是午后。主席放下铅笔，说了八个字：“养起来，做翻译工作。”没有追责、没有口号，只给出一条生路。

1951年春，文化部安排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稿。古希腊文他仍熟练，《伊索寓言》《希腊神话与传说》陆续出版；日本近代散文合集也由他校点。按照当时稿费标准，每千字28元，他月入常在400元上下，高过一级教授。给友人曹聚仁的信里，他不无感慨：“待遇的确宽厚。”

生活依旧拮据。周作人写文章花钱也快——买外文原版、买字帖、买桂花茶。他时不时把鲁迅留存的手杖、烟斗换成稿纸：“留着也是吃灰，不如换钱印书。”北京图书馆要征购，他却提出“可否顺带安置犬子抄卡片”，谈判几番才作罢。

1960年，人文社改成按月预支稿费，他仍能拿到400元。可1965年以后，文化出版计划骤然收紧，稿费减半，他又没有公费医疗。牙齿坏了，牙医开价三十元，他舍不得，索性用玉米面糊兑臭豆腐充饥。八道湾的邻居记得，冬天他把书稿压在煤球炉旁烘干，好留着卖纸钱。

晚年不乏寂寞。昔日文坛同侪多半远去，偶尔有青年登门请教希腊语，他却只说：“字母抄回去，自己背。”一壶清茶、一条毛巾，灰尘覆在旧书脊，他翻译工作依旧做到1970年代初，直至病体不支。

从汉奸名册里的首号，到毛主席批示“养起来”，周作人这一跌一扶，用尽三十年。八个字救下的，是一条文字翻译的绳索，也是一个复杂文人最后的退路；至于历史评价，纸上不缺笔墨，他本人却再没主动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