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谭甫仁将军回乡探亲，母亲徐润莲：能不能经常见到毛主席

1962年正月初十清晨，岭南的雾气还没散，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甫仁已坐上驶往韶关方向的专列。五年没回家的他掐指算过，老母亲徐润莲此刻已是六十六岁，白发想必更多了。列车轰鸣掠过稻田，他的心却被一个问号吊着：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列车到仁化县城口镇时是夜里两点，月色惨淡。谭甫仁没有惊动地方政府，只带一名秘书翻山越岭往村里赶。秘书劝他天亮再走，他摇头：“娘盼了我几年，再多等一刻也心焦。”一句话，带着南征北战的人情味。

鸡啼第一遍，他推开院门。茅屋里闪着灯火，大姐蒙桂清正熬粥。看见穿军装的弟弟，她端着木勺愣住，随即红了眼圈。帘子后头，徐润莲拄着竹棍出来，声音沙哑却清晰：“正古伢子，这回是真的回来了？”谭甫仁快步上前，双膝着地：“娘，儿回来迟了。”

老人把他上下摸了又摸，像怕一松手人就会消失。大姐端来洗脸水，谭甫仁抬头，看见墙角那台破旧织布机还在，思绪倏地飘到三十五年前。1927年春，他夜里逃离追捕，娘站在门口塞给他半袋干粮，囫囵说一句“好好保重”便转身抹泪。那一幕，此刻历历在目。

吃早饭时，锅里只有玉米粥和咸菜。谭甫仁放下筷子，掏出随身带的腊肉和米糖，老人却摆手：“家里有粗茶淡饭就行，别铺张。”这句朴素话，让他想起母亲常写在纸包学费上的八字——“当用则用，切勿奢华”。艰苦朴素的家风，原来从未变过。

饭后，母子坐在院中晒太阳。老人忽然压低嗓子问：“跟着毛主席干活好不好？能不能经常见到他？”这一问纯真得像孩童求学。谭甫仁笑了：“主席日理万机，哪能天天见？不过开会、汇报总能见到。”老人哦了一声，眼里闪动满足的光：“那就行，听主席的话，娘放心。”

太阳偏西，乡亲们听说谭将军回来了，陆续到门口探头。有人记起1921年那个瘦瘦小伙在农会里写大字报的样子，也有人说起1950年胜利回乡时他牵着母亲过街的场景。乡亲们议论纷纷，更多的是敬佩——年少离家，拼出一身军功，却没忘本。

当晚，谭甫仁带着厚礼，去看望刘顺娇。老人已七十多岁，衣衫打着补丁，坐在土灶边。谭甫仁掏出一只旧首饰盒，将一枚崭新的金戒指递过去：“三十五年前您给我盘缠，今天还您一个心意。”刘顺娇连连摆手，他把戒指放进灶台边的米缸，轻声说：“欠您的情，留在家里才安心。”

第三天，县里干部闻讯而来，提出为将军家修新屋。徐润莲摇头：“老屋挡风避雨就够，不用劳民费钱。”谭甫仁附和：“娘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有人悄悄嘀咕：将军家真是清苦。谭甫仁听见，笑道：“山高路远，革命的账却分毫清楚，家里富丽堂皇，战士们的饭怎么办？”

短短一周探亲假转瞬即逝。返程前夜，谭甫仁坐在油灯下，为母亲叠被褥，里里外外缝了两层棉布。他交代大姐：“过冬了给娘多添柴火，有困难就来电。”说罢，从箱底掏出半截钢笔递到母亲手里：“想儿了，就写几行字给我。”老人接过，粗糙的手指抚摸着笔杆，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字不多，问你两件事——战士们吃得饱不？毛主席身体好不好？”

天蒙蒙亮，母亲送到村口。老人脚下生风，又在道边摘了几把艾草塞进儿子背包：“熬汤洗脚去火气。”临别，她的目光一寸不离地黏在儿子肩章上，仿佛那是世上最亮的星。谭甫仁不敢回头，怕泪水夺眶，策马扬长而去。

回到武汉，繁杂军务立刻把将军压得透不过气。会议间歇，他常把手伸进口袋，摩挲那几片干艾草，耳边仿佛又响起母亲的唠叨。秘书看到，悄悄感慨：“难怪首长待士兵像兄弟，原来根在老母亲那儿。”

1965年至1969年，谭甫仁奔波于部队整训、军区调整第一线，回乡机会更少。老人每逢冬腊月便托人寄来自制腊肠、黄豆酱，附上一张薄纸，上面只有寥寥数语：“粮食够不够？衣服厚不厚？”字迹有些抖，却写得一丝不苟。

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传来噩耗。得知谭甫仁夫妇罹难，城口镇的夜晚格外寂静。徐润莲已在两年前离世，乡亲们把噩耗告诉蒙桂清，她颤着声说：“阿弟戎马一生，终究归来守家。”同年冬天，谭甫仁夫妇的骨灰，被送回东水山地，与父母、大姐合葬。没有隆重仪式，只有亲人和老乡，以最朴素的方式把他送回生他养他的土地。

此后多年，每逢祭日，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军官都会在坟前停留良久，他是谭一兵。老乡们说，这孩子最像他爹，说话铿锵，心却柔软。祭扫完，他总会去看刘顺娇，送些油盐米面。老人家常念叨：“当年那枚金戒子值了。”

城口镇的山风依旧，河水仍旧。岁月替换了人，却带不走那份家国情。一个母亲的八个字，一座小镇的血与火，最终铸成了谭甫仁的脊梁，也让后人明白：忠与孝，从来不是对立，而是并肩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