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的台北,细雨没完没了。那间位于郊区的平民医院里,一位昏迷的中年女子被护士送入病房,她的病历卡上写着:王右家,49岁,剧烈头痛。没有鲜花,没有探视,战前社交圈中的风云人物只剩呼吸机的规律声响。医生不知道,她曾与两个时代寡情公子的命运纠缠,而这场昏迷,是那段连环背叛的落幕。
时针向前拨回32年。1935年3月8日凌晨,上海愚园路小洋楼的灯突然熄灭,邻居听到佣人嘶哑的呼救。阮玲玉,年仅25岁,服安眠药身亡。警方记录里,唐季珊满身酒气,在偌大的大厅里来回踱步,嘴里只重复一句:“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是富三代,也是有名的情场老手,却始终没弄懂身旁女子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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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被抬出小楼后,舆论旋即炸开。报纸头版的粗体字把唐季珊推到风口浪尖:富商虐妻、夺命情殇、闺怨冤案——标题越来越刺激,事实却愈发模糊。从此,“唐季珊”三个字与“薄情”牢牢捆在一起,可他仍旧游走舞会、赛马场,仿佛只是丢了一场赌局。
1940年夏天,香港皇后大道的高级沙龙举办慈善晚宴。身穿露背长裙的王右家端着香槟,微笑应对四周目光。她刚从昆明飞抵港岛,短暂逃离与罗隆基的拉锯。旁人只见她眉眼生春,却无人知道,她的行李箱里塞着离婚协议书和数十封撕碎又粘好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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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当初在伦敦、芝加哥闯荡多年,口若悬河,对民主政治侃侃而谈。回国后,他成了大学讲席教授,又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王右家20岁时在南京偶遇他,两人对坐沙龙一隅,交谈不到十分钟,罗隆基就递上一张字条:“能否共进咖啡,今晚七点?”一句轻柔的邀请,便敲碎她老派未婚夫的谨慎爱情。
后来的发展几乎像旧上海小说:罗隆基为了她与张舜琴离婚,她也与未婚夫解除婚约。婚礼在重庆举行,记者蜂拥,祝酒声不断。甜蜜维持了不到三年,罗隆基又与才女杨云慧暗生情愫。1943年那场意外拜访,杨云慧哭着敲门:“我只要拿回自己的信。”王右家打开抽屉,却看见厚厚一沓求婚字样的情书,手心顿时冰凉。她没哭,也没闹,只写下三封信:一封给丈夫,一封给好友,最后一封给自己。次日清晨,她已在去成都的列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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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成了习惯。成都、昆明、加尔各答、伦敦,她换了名字,也换了口音。1947年秋天,她回到上海处理资产,参加一场游艇派对时再次撞上唐季珊。灯光迷离,他举杯邀舞,眼里还是那股不容拒绝的轻狂。旁人窃窃私语:“那是阮玲玉的旧人。”王右家微微一笑,似乎早已将旧伤缝好。
1950年,岛上局势骤变,唐季珊带着家人赴台。王右家跟随前往,成为第五任太太。她以为这一次能用成熟与韧性留住对方,可是夜总会、赛狗场依然人满为患,“唐老板”照旧来去自如。有人劝她:“看开点,他就是那样的人。”她淡淡回应:“我只是不想再搬家了。”话语轻,却暗示了疲惫。
转眼到1961年,唐季珊被爆出与歌女苏曼丽同居。王右家收拾行李,没有任何争执,留下纸条两行字:“各自安好,不必寻找。”自此,旧时闺秀独居市区小公寓,生活极简。亲友劝慰,她挥挥手:“一个人也不错。”旁人听来潇洒,实则句句带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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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末,头痛像尖锥一样袭来,王右家倒在浴室,被邻居发现时已昏迷。入院后,唐季珊只来过一次,停留不足十分钟。护士听见他自言自语:“再漂亮,也留不住人心。”像是在向谁辩解,又像嘲弄自己。随后,他匆匆离去,手里仍握着那张从未递出的支票。
9月27日凌晨三点,王右家心脏骤停。病房里只剩医生签字的死亡记录和一只装着旧钥匙的手包。钥匙属于上海那套早已抵押的小洋楼,那里曾摆放过罗隆基的留声机,也回荡过阮玲玉弹钢琴的回声。命运兜兜转转,把三个名字套在同一把锁上:阮玲玉、王右家、唐季珊。她们与他,都想过从头来过,可终究没能走出那条狭窄弄堂般的情场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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