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清晨,淞沪警备司令部挂出了白旗,十里洋场的硝烟总算散去。第一批接管上海的干部忙着清点仓库、维持电车运行,可就在这一天黄昏,副政委邓小平悄悄让警卫员备车——目的地不是市政府大楼,而是江湾公墓。同行的只有卓琳。外人只当这对革命伴侣是去现场勘察,却无人知道此行牵动的是邓小平心底隐藏十九年的痛。
车子驶上破烂的柏油路,两侧的法桐被炮火削去枝干,墓园大门早已残破。看守老丁用枯哑的声音指引:“邓副政委找的那块地曾经是B区第三排,可日本人修机场时铲平过,碑全倒了。”邓小平点头,没说一个字,只拎着铁锹同卓琳蹚进齐膝杂草。卓琳默默跟着,心口发紧——她明白丈夫此刻要找的是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的遗骨。
故事要追溯到1930年1月。那一次邓小平奉命从广西回沪汇报工作,恰逢张锡瑗在宝隆医院待产。难产、产褥热、药品匮乏,短短三天便夺走了母子两条命。任务催促,他连守灵的时间都没有,只得把后事托付给中央特科的李强。李强按照地下党惯例,用假名“张周氏”刻碑,匆匆埋在江湾公墓B区。谁料一年后日寇侵华,坟区几度被炸,墓碑化为瓦砾。
张锡瑗如果仍在,大约会庆幸自己当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1907年,她出生在唐山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童年就在汽笛声与煤渣味里长大,耳濡目染工人罢工的场景。读中学后,她常在报纸上抄下李大钊的文章,学着讲演“只有推翻旧制度,才能让穷苦人挺直腰杆”。192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冬天在东单操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当晚便在日记里写下“愿终身赴革命”。
同年冬,组织安排她南下中山大学学习。恰逢邓小平法国回国路过广州,两人因编辑学生刊物相识。张锡瑗沉静,邓小平爽朗,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与“青年如何自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蔓延,二人在武汉中央秘书处重逢,又同时被调往上海。一次深夜伏案整理密电,邓小平递来一张折叠信纸,上面寥寥数句:“革命洪流汹涌,愿与你并肩。”张锡瑗回以微笑,这便算定下终身。
1928年春,他们在法租界一间简陋公寓举行小型婚礼。三尺红布、几位同志祝词,算是全部仪式。幸福却短暂。1929年底邓小平奉命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再见面已是张锡瑗临盆之时。命运不给新人任何宽容——孩子没保住,年轻母亲也香消玉殒,只留下丈夫手里那只刻着“锡瑗”名字的小铜戒。
埋骨江湾后,邓小平旋即踏上征途,辗转湘黔川黔交界,随后参加长征。一路风雪,他把悲伤压进心底,不言不提。直到1939年在延安,身边同志牵线,他与卓琳相识。恋情升温时,邓小平才吐露旧事:“她走得太苦,我欠她一次体面的安葬。”卓琳听后沉默许久,只轻轻回了一句:“等到胜利,我们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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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到1949年5月。枪声止后,找墓之事刻不容缓。凭李强当年的模糊记忆,邓小平在乱石堆中刨出一块白瓷牌,依稀能辨“周”字。他俯身扒开泥土,见到破碎棺木与残存白骨。卓琳蹲下递来白布,低声说:“她可以回家了。”一句话不到十个字,却让邓小平手背青筋暴起。那晚,他把小棺木放进住处里间的衣柜,外面贴上封条,标注“张锡瑗遗骨”。
随后西南战役打响,邓小平入川,将军队、干部和群众工作一并抓起。小棺木静静留在上海,直到1969年“热处理”风波稍平,他才托人将骨灰盒迁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葬那天没搞仪式,只有守墓人记录了时间:4月18日上午8点45分。
1990年春,时年86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刚下飞机,他就对秘书说:“先去龙华看看。”秘书犹豫:“时间紧,不如先视察……”话没说完,老人摆手:“去。”短短一个字,没有商量余地。工作人员打开陵园档案,确认骨灰盒如旧。邓小平站在墓前,目光落在碑上唯一的黑白照,良久不语。女儿邓榕轻声询问:“爸,要不要迁到八宝山?”邓小平摇头:“她在这,挺好。”
有人问卓琳,是否介意丈夫心中一直装着前妻。卓琳说:“他不忘记革命路上的任何人,这才是他。”短短一句,显示了卓琳的胸怀,也从侧面印证张锡瑗在邓小平生命里的重量。
张锡瑗只活了23年,却经历了地下交通、秘密印刷、工人运动诸多险境。没留下宏大的战斗事迹,也没留下更多影像,只留下一个与邓小平并肩的承诺——终身赴革命。她倒在旧中国的病榻边,却以烈士身份安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龙华陵园里,石阶每年都被细雨浸润,碑文上的字迹稍显斑驳,可“张锡瑗烈士”五个字依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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