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与卓琳前往公墓取一人遗骨安放，此人为谁？

1949年5月27日清晨，淞沪警备司令部挂出了白旗，十里洋场的硝烟总算散去。第一批接管上海的干部忙着清点仓库、维持电车运行，可就在这一天黄昏，副政委邓小平悄悄让警卫员备车——目的地不是市政府大楼，而是江湾公墓。同行的只有卓琳。外人只当这对革命伴侣是去现场勘察，却无人知道此行牵动的是邓小平心底隐藏十九年的痛。

车子驶上破烂的柏油路，两侧的法桐被炮火削去枝干，墓园大门早已残破。看守老丁用枯哑的声音指引：“邓副政委找的那块地曾经是B区第三排，可日本人修机场时铲平过，碑全倒了。”邓小平点头，没说一个字，只拎着铁锹同卓琳蹚进齐膝杂草。卓琳默默跟着，心口发紧——她明白丈夫此刻要找的是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的遗骨。

故事要追溯到1930年1月。那一次邓小平奉命从广西回沪汇报工作，恰逢张锡瑗在宝隆医院待产。难产、产褥热、药品匮乏，短短三天便夺走了母子两条命。任务催促，他连守灵的时间都没有，只得把后事托付给中央特科的李强。李强按照地下党惯例，用假名“张周氏”刻碑，匆匆埋在江湾公墓B区。谁料一年后日寇侵华，坟区几度被炸，墓碑化为瓦砾。

张锡瑗如果仍在，大约会庆幸自己当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1907年，她出生在唐山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童年就在汽笛声与煤渣味里长大，耳濡目染工人罢工的场景。读中学后，她常在报纸上抄下李大钊的文章，学着讲演“只有推翻旧制度，才能让穷苦人挺直腰杆”。192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冬天在东单操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当晚便在日记里写下“愿终身赴革命”。

同年冬，组织安排她南下中山大学学习。恰逢邓小平法国回国路过广州，两人因编辑学生刊物相识。张锡瑗沉静，邓小平爽朗，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与“青年如何自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蔓延，二人在武汉中央秘书处重逢，又同时被调往上海。一次深夜伏案整理密电，邓小平递来一张折叠信纸，上面寥寥数句：“革命洪流汹涌，愿与你并肩。”张锡瑗回以微笑，这便算定下终身。

1928年春，他们在法租界一间简陋公寓举行小型婚礼。三尺红布、几位同志祝词，算是全部仪式。幸福却短暂。1929年底邓小平奉命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再见面已是张锡瑗临盆之时。命运不给新人任何宽容——孩子没保住，年轻母亲也香消玉殒，只留下丈夫手里那只刻着“锡瑗”名字的小铜戒。

埋骨江湾后，邓小平旋即踏上征途，辗转湘黔川黔交界，随后参加长征。一路风雪，他把悲伤压进心底，不言不提。直到1939年在延安，身边同志牵线，他与卓琳相识。恋情升温时，邓小平才吐露旧事：“她走得太苦，我欠她一次体面的安葬。”卓琳听后沉默许久，只轻轻回了一句：“等到胜利，我们去找她。”

时间跨到1949年5月。枪声止后，找墓之事刻不容缓。凭李强当年的模糊记忆，邓小平在乱石堆中刨出一块白瓷牌，依稀能辨“周”字。他俯身扒开泥土，见到破碎棺木与残存白骨。卓琳蹲下递来白布，低声说：“她可以回家了。”一句话不到十个字，却让邓小平手背青筋暴起。那晚，他把小棺木放进住处里间的衣柜，外面贴上封条，标注“张锡瑗遗骨”。

随后西南战役打响，邓小平入川，将军队、干部和群众工作一并抓起。小棺木静静留在上海，直到1969年“热处理”风波稍平，他才托人将骨灰盒迁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葬那天没搞仪式，只有守墓人记录了时间：4月18日上午8点45分。

1990年春，时年86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刚下飞机，他就对秘书说：“先去龙华看看。”秘书犹豫：“时间紧，不如先视察……”话没说完，老人摆手：“去。”短短一个字，没有商量余地。工作人员打开陵园档案，确认骨灰盒如旧。邓小平站在墓前，目光落在碑上唯一的黑白照，良久不语。女儿邓榕轻声询问：“爸，要不要迁到八宝山？”邓小平摇头：“她在这，挺好。”

有人问卓琳，是否介意丈夫心中一直装着前妻。卓琳说：“他不忘记革命路上的任何人，这才是他。”短短一句，显示了卓琳的胸怀，也从侧面印证张锡瑗在邓小平生命里的重量。

张锡瑗只活了23年，却经历了地下交通、秘密印刷、工人运动诸多险境。没留下宏大的战斗事迹，也没留下更多影像，只留下一个与邓小平并肩的承诺——终身赴革命。她倒在旧中国的病榻边，却以烈士身份安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龙华陵园里，石阶每年都被细雨浸润，碑文上的字迹稍显斑驳，可“张锡瑗烈士”五个字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