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李敏面见汪东兴，谈起妈妈的住房情况之后：我有一个请求

1961年4月初的一个阴雨早晨，开往北京的沪宁特快刚刚驶出上海站，李敏抱着一只小藤箱坐在车窗旁。车窗外飘过湿漉漉的石库门巷弄，她心里惦记的却是母亲贺子珍那间逼仄的小屋——十来平方米，既是卧室也是餐厅，夜里甚至要腾出两把椅子才够铺床。

列车咣当而行，李敏脑子里不断盘算：母亲的身体虽然比前两年稳定，可上海潮气重，旧里弄光照差，膳食也难精细，换个宽敞点的住处势在必行。想到这里，她忽然记起父亲几个月前开玩笑似的一句话——“有事去找汪东兴嘛”。那个“嘛”字拖得很长，像在指一条路，又像在考验女儿的主意。

抵京当晚，李敏没有回自己的宿舍，而是先到中南海勤政殿。灯光柔和，父亲捧着一叠文件，见李敏进门，只轻轻抬眼示意，她便心领神会在沙发坐下。稍后，毛泽东放下笔，问：“上海怎么样？”李敏低声答：“妈身子尚好，就是房子太挤。”她没多说任何抱怨，只递上准备好的纸条——几行字，写着母亲居住的具体状况。

毛泽东看完，把纸条折好放进上衣口袋，咳了一声：“去找汪东兴吧。”语调平平，却等于正式的批示。李敏站起身，轻声答“好”，脚步却比进门时更稳。

次日清晨，李敏握着那张纸条来到西门警卫处。汪东兴正在院子里练步枪瞄准，见到她便放下枪，微笑着喊了一声：“李敏，什么事？”李敏简短叙述母亲住房的困难，末尾加了一句请求——“希望能在上海给妈妈换一处通风好、上下楼方便的住所”。一句话，说得平静，却字字铿锵。

汪东兴沉吟片刻，只问：“主席点头了吗？”李敏点了点头。汪东兴立即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空白便笺写下几行字，盖上印章，交到她手里：“拿这个去市委，找柯庆施同志，事情会有着落。”交接迅速，没有多余寒暄。

有意思的是，同一天傍晚，上海市委办公厅就收到了那张加盖中南海警卫局印章的便笺。柯庆施读完，立刻召集市房管局负责人研究。上海当年住房也紧张，市领导仍在旧里弄里挤着，何况一位久经革命的老同志。柯庆施拍板：“湖南路附近有处262号大院，绿树成荫，主楼辅房都空着，拿去整修，尽快交付。”

第二周，房管局施工队进场修缮：木地板打蜡，门窗加装纱网，厨房拆掉旧灶换成煤气灶，卫生间铺上不滑的花砖。工人们干得麻利，原因很简单——知道这房子是贺子珍住，大家都想尽力做好。

五月下旬，李敏再次南下。她推开262号大院那道朱漆大门时，朝花台望过去，石榴正好冒出第一朵红。屋内漆味尚存，却已整洁明亮。贺子珍坐在竹椅上，被阳光照得眼角绣纹都泛光。看见女儿，她笑着说了一句：“这屋子敞亮，人也舒服。”声音依旧带江西口音，却吐字清晰有力。

李敏陪母亲在新居住了两天，检查了床铺、药柜，还特意把电话位置挪到母亲伸手可及的地方。临别时，贺子珍忽然拉住女儿，“替我谢谢小孔。”孔令华此刻并没在场，李敏答应得爽快：“我回去就说。”母女间没有煽情对白，有的只是朴素的关照。

火车驶离上海那夜，李敏靠着椅背半睡半醒。耳边似乎又响起汪东兴铿锵的步伐声，也浮现柯庆施伏案写批条的身影——一桩住房事，牵动了北平到沪上的几道公文，却在短短一个月里办妥。要说特殊待遇，确实谈不上；要说人情味，又处处透着温度。

对于贺子珍，262号大院不是豪宅，而是安稳的养病所；对于李敏，那张写满请求的小纸条终于可以折好放进抽屉。此后多年，贺子珍身体渐稳，很少再因住所潮湿而旧病复发。李敏与孔令华每逢年节都会带孩子来沪，院子里笑声穿过枇杷树叶，落在石板小径上，踩着回响，简单却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