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蒋介石从美联社的报道中看到一则消息：北平或许会爆发第二次 “西安事变”

“北平即将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7年9月底，南京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手里攥着一份刚送来的英文报纸，手背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看着这位“老头子”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众人一时间没想到，这条连军统、中统都不知道的绝密情报，竟然是被一个美国记者给捅出来的。
这个要把天捅破的消息，到底是谁走漏的风声？

01

1947年的秋天，对于国民党来说，那真是一个多事之秋。
这年9月的一天上午，南京的空气里透着一股子闷热。蒋介石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习惯性地拿起了当天的《美联社电讯》。
他本来是想看看美国人最近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有什么新说法的，结果还没看两行，眼神就定住了。
报纸上赫然写着那么一行大字，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据可靠消息，华北剿总司令孙连仲有意效仿张学良，北平可能会爆发第二次西安事变。

这几个字，对蒋介石来说，那简直就是心头的一根刺。当年的西安事变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理阴影，现在好不容易把张学良关起来了，这北平又冒出来个孙连仲要造反？
最让蒋介石受不了的是，这事儿他这个当总裁的不知道，负责情报的郑介民不知道，反倒是让美国人先知道了。
这叫什么事？这简直就是把国民政府的脸面扔在地上踩。
当时蒋介石那个火气，直接就把桌子上的茶杯给摔了。他立刻把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给叫了过来。

郑介民一进门，看着满地的碎瓷片，心里就咯噔一下。
蒋介石把报纸往郑介民脸上一摔，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美国人比我们还先知道孙连仲要造反。
郑介民捡起报纸一看，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是真不知道这事儿，北平那边的情报站每天都有报告，也没听说孙连仲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但蒋介石这时候哪听得进解释。他指着郑介民的鼻子骂了一通，然后下了死命令：不管涉及到谁，哪怕是把北平翻个底朝天，也要把这个消息的源头给查出来，要把孙连仲身边的“鬼”给抓出来。

郑介民从蒋介石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后背都湿透了。他知道，这回要是查不出个结果，他这个局长的位置怕是也就坐到头了。
当天下午，郑介民就点了一批精兵强将，坐专机直飞北平。
那架飞机上，坐着的都是军统里最狠的角色，他们就像一群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杀气腾腾地扑向了北平。
而此时此刻，身在北平的孙连仲，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南京那边给盯上了，更不知道一场针对他身边人的大清洗，马上就要开始了。

02

其实吧，这事儿还真不能全怪孙连仲。
1947年的华北战场，国民党军队打得那叫一个惨。孙连仲虽然挂着保定绥靖公署主任的头衔，手底下号称几十万大军，但实际上呢，也是有苦说不出。
那一阵子，解放军在华北发动了秋季攻势，正太战役、保北战役，连着几场大仗打下来，国民党的部队是损兵折将。孙连仲的嫡系部队，基本上都被打光了。
现在的孙连仲，就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心里的底气也就越来越虚。
这人一旦倒霉了，心思就活泛了。孙连仲看着眼前的局势，心里也开始盘算退路了。
这时候，他的老朋友鹿钟麟来找他聊天。鹿钟麟就跟他说，这仗眼看是打不下去了，咱们是不是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别一条道走到黑啊。
孙连仲听进去了。他是西北军出身，本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平时受气受得也够多了。他就跟鹿钟麟透了个底，说他确实有心想跟共产党那边接触接触，看看能不能搞个和平解决。
但是，孙连仲这人谨慎，他只是有这个想法，具体怎么操作，他还在犹豫。
就在孙连仲犹豫的时候，他身边的两个人开始起作用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高参余心清，一个是军法处长丁行。
这丁行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老资格的地下党，1927年就入党了。他潜伏在孙连仲身边多年，办事干练，说话得体，把孙连仲伺候得舒舒服服。孙连仲对他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甚至还让丁行给自己的孩子当家庭教师。
除了丁行，还有一个更狠的角色，那就是作战处长谢世炎。
这谢世炎长得是一表人才，黄埔四期毕业，正儿八经的“天子门生”。在国民党军队里，那绝对是前途无量的少壮派军官。
可谁能想到，这位负责给孙连仲制定作战计划的少将处长，其实早就心向延安了。
你想想这个画面：孙连仲在上面开会，在那指着地图部署怎么围剿八路军，作战处长谢世炎就在下面做笔记。等会开完了，孙连仲前脚刚走，谢世炎后脚就把作战计划发给延安了。
这就叫：孙连仲在前面挖坑，身边人在后面填土，这仗能打赢才有鬼了。
有了这两位大神的运作，孙连仲和谈的意愿那是越来越强。他把这事交给了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余心清去办，让他想办法跟那边搭上线。
余心清这人呢，是个热心肠，也是个爱国民主人士，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有时候嘴有点大，容易把不住门。
也就是这个弱点，最后酿成了那场大祸。

03

1947年8月的一天，北京饭店。
余心清为了给孙连仲造势，也为了试探一下国际上的反应，就在北京饭店搞了个大场面，宴请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的驻华领事。
那天的宴会，规格很高，又是西餐又是红酒的，气氛搞得很热烈。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余心清有点飘了。他看着这帮洋人，心里想着得让他们知道孙将军是“向往和平”的，是跟南京那边不一样的。
于是，他端着酒杯，神秘兮兮地跟那几个领事说了一番话。
大意就是：各位，告诉你们个独家消息，现在的局势大家也看到了，孙连仲主任有意和中共斡旋，北平的问题，可能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解决，就像当年的西安一样。
这话一出，在座的洋人眼睛都亮了。
尤其是那个美联社的记者，那耳朵比兔子还灵。他一听“像当年的西安一样”，脑子里立马就蹦出了“西安事变”四个字。
这可是个大新闻啊！要是北平再来一次扣押蒋介石或者通电起义，那中国的局势可就彻底变了。
这个记者连饭都没心思吃了，找了个借口溜出去，连夜就写了一篇稿子发回了美国。
这稿子的标题也是够惊悚的，直接就叫《北平有望爆发第二次西安事变》。
余心清当时说完这话，可能还觉得自己挺机智，既没有明说，又把意思传达到了。但他忘了，搞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这种“广而告之”。
他以为自己是在搞统战，殊不知，他这是在给整个北平地下党掘墓。
这篇报道发出去没几天，就转到了南京蒋介石的案头，也就有了开头摔杯子的那一幕。
郑介民带着人到了北平之后，并没有直接找孙连仲摊牌。这老特务鬼得很，他知道孙连仲毕竟是封疆大吏，手里有兵权，要是没有实锤，光凭一份报纸是动不了他的。
于是，郑介民玩了一招“敲山震虎”。
他把北平所有的特务机关全动员起来，搞全城大搜捕。那一阵子，北平城里警笛声就没停过，特务们在大街小巷乱窜，搞得人心惶惶。
但这只是幌子，郑介民真正的杀手锏，是带来的那几辆无线电侦测车。
这些车经过改装，专门用来侦测地下电台的信号。它们每天就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转悠，一圈又一圈，就像猎狗在闻味儿一样。
那些日子，北平地下的空气都紧张得要凝固了。
谢世炎和丁行他们也感觉到了不对劲，但他们手里还有重要的工作没做完，还有情报要发出去，所以并没有立刻撤离。
也就是这一念之差，危险悄悄地逼近了。

04

1947年9月24日凌晨，北平的天还没亮，雾气蒙蒙的。
几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的胡同口。
这地方是个普通的四合院，住着一家看起来很老实本分的人。男主人叫李政宣，对外身份是个商人，平时见人三分笑，看着挺和气的。
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共在北平的一个秘密电台据点，李政宣就是台长。
特务们早就通过侦测车锁定了这个位置。他们像幽灵一样包围了院子，然后一脚踹开了大门。
冲进去的时候，李政宣还穿着睡衣在发懵，估计是刚从被窝里被揪出来的。
特务们二话不说，进屋就开始翻箱倒柜。没一会儿，就在地板下面搜出了一部还热乎着的电台，还有一堆没来得及销毁的密码本和电报底稿。
这下子，铁证如山。

李政宣被带到了审讯室。郑介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毕竟搞地下工作的，那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肯定得费一番周折。
结果呢？这李政宣骨头软得像面条。
还没等特务把那套什么老虎凳、辣椒水的刑具摆全，李政宣就吓得全招了。
他不光招了自己的身份，还为了保命，把他手里掌握的一份“绝密名单”给吐了出来。
当郑介民接过那份名单一看，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他拿着那张纸的手都在抖，嘴里不停地念叨：“好家伙，好家伙，这哪是绥靖公署啊，这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北平办事处啊！”
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赫然写着：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世炎。
排在第二位的：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
后面还有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空军的一位军官……
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孙连仲的左膀右臂，是平时在北平呼风唤雨的人物。
负责打仗的、负责执法的、负责外交的，全都是共产党的人。怪不得国军在华北一败涂地，这牌底都被人家看光了，还能不输？
拿到名单的当晚，郑介民直接把电话打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在电话那头听完汇报，沉默了足足一分钟。最后，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三个字，声音冷得像冰渣子一样：“抓！杀！”
一场针对北平地下党核心层的大抓捕，就在那个夜晚开始了。
谢世炎被捕的时候，正在家里看书。特务们冲进来的时候，他非常镇定，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
他看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只说了一句话：“让我换身衣服，别弄脏了这身军装。”
丁行被捕时，正在销毁文件。看着冲进来的特务，他冷笑了一声，把最后一张纸扔进了火盆，看着火苗把纸吞噬干净，才伸出了双手。
那几天，北平城里抓了不少人，整个谍报网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05

1947年10月，北平第一监狱。
因为余心清的那个“饭局”，北平情报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谢世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这五位核心情报人员全部被捕。
在狱中，国民党特务用尽了手段。老虎凳、辣椒水、电刑，能用的都用了。他们想从这些人口中挖出更多的东西，想知道这背后到底还有多大的网。
审讯官问谢世炎：“你是黄埔生，是校长的学生，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要背叛党国？”
谢世炎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抬起头，眼神亮得吓人。
他看着那个审讯官，反问了一句：“正因为我是黄埔生，我才知道什么是救国，什么是害国。你们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我不背叛你们，难道跟着你们一起作恶吗？”

这一番话，问得审讯官哑口无言，只能恼羞成怒地继续动刑。
孙连仲这时候也彻底慌了。
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情报活动，也没有正式投共，但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尤其是余心清，那就是他的代言人。
他在北平坐立不安，到处托关系想保人。但这次蒋介石是铁了心要杀鸡儆猴，谁的面子也不给。
不过，蒋介石最后还是没有杀孙连仲。毕竟孙连仲是杂牌军的大佬，在军中还是有威望的，杀了怕寒了其他人的心，也怕逼反了其他部队。
但蒋介石也没放过孙连仲。一纸调令下来，把孙连仲调到南京当了个有职无权的卫戍司令。
这实际上就是夺了兵权，把孙连仲软禁在了南京。
孙连仲离开北平那天，回头看了一眼保定绥靖公署的大门，长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
而真正让人痛心的，是那五位烈士。
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等五人被押赴刑场。
那天的北平，天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生疼。
谢世炎走在最前面，他身上那件军装虽然破了，但依然穿得笔挺。
到了刑场，行刑的士兵让他跪下。
谢世炎笑了笑，摇了摇头。他对那个士兵说：“站着死，是军人的本分。看着我，看清楚了，今天是你们杀我，明天是人民审判你们。”
枪声响过，五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谢世炎牺牲时，年仅36岁。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酒后失言，一份大洋彼岸的报纸报道，最后演变成了一场血雨腥风。
那些潜伏在黑暗中的英雄，为了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故事的最后，得从那天刑场上的枪声说起。谢世炎倒下的时候，也就三十多岁，正当年的汉子，说没就没了。
孙连仲虽然保住了命，但兵权丢了个精光，晚年在台湾开个小饭馆度日，也不知道他在擦桌子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给他拿公文包的作战处长。
至于那个为了炫耀说漏嘴的余心清，后来倒是被放出来了，不过这辈子背着的那个包袱，估计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有些事就是这样，一顿饭局，几句闲话，有人丢了官，有人却丢了命，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