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工人王百得：陈伯达江青两次为他改名，他却从不改对党的初心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委员名单。灯光映照下，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手上老茧纵横的北满炼钢厂工人——王白旦——与毛主席同票当选，会场里响起好奇的低语：“这是哪位？”

掌声未落，他已经有了新名字。陈伯达在主席团席间提议把“白旦”改成“百早”，意在去掉尴尬谐音，也表达“早上百样好”的祝愿；江青几句闲谈后，又把“百早”添笔成“百得”。两位风云人物留下墨痕，王百得的人生却因此多了一层重量。

把镜头往前推。王百得一九三四年五月生在太行山口的小山村，襁褓中胖乎乎，被父亲随口叫作“白蛋”；私塾先生嫌土味，笔锋一挑换成“白旦”。村里娃早起念书，他却更爱摸铁匠铺的炉膛，火星噼啪，比课本更有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后，十八岁的王白旦只带一口旧木箱，登上赴太原炼钢厂的卡车。“能把铁水炼好，就算给国家添把劲。”刚进车间他这样说，师傅笑着回一句：“记牢，炼钢没巧，靠心、靠胆。”几年下来，他摸透炉子脾气，被工友推举入党，一九五八年调往黑龙江北满特钢。

六十年代风浪骤起，许多老技术员被打下火线，车间差点歇炉。他顶着压力守着那口平炉，工人们夜班连轴转，北满特钢竟未停产一天。正因这份硬骨头，九大代表的名额落到他的肩上。临行前，厂里老李拍拍他袖子：“去北京别紧张，听完报告回来继续炼钢。”王白旦点头，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全票“黑马”与改名风波。

改名带来荣耀，也带来阴影。一九七一年，陈伯达被审查，“百早”三个字成了敏感符号。周总理出面担责，才让王百得免于被牵连；江青随后再添一笔，把他锁定在更复杂的注视之下。王百得自嘲：“字改来改去，人还是那颗心。”

事业的火焰炽烈，家庭却突遭寒冰。一九七二年春，他的妻子被诊断肝癌晚期。王百得守在病床前，轻声说：“砸锅卖铁，也要救你。”妻子摇头：“别再欠债了，你得顾四个孩子。”凭周总理特批，他们进京求医，可病魔无情，妻子终究撒手，他抱着空了的被褥，在北京站月台呆坐到天亮。

丧妻后的王百得数次请求“我只会炼钢，让我回炉”，组织回答简洁：“党员服从安排。”三年后，38岁的他遇到牡丹江记者于淑彦。第一次见面，他把欠债单摊在桌上：“你若嫌弃，现在转身还来得及。”于淑彦轻轻一句：“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这句回答，让铁人一样的汉子眼眶发红。

婚后，两人各自忙碌。王百得一九七七年出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管理市电视台。日子刚见起色，一九七八年针对“四人帮”遗绪的清查把他推向风口。“江青给你改过名？”调查组疑惑不解，文件翻了又翻，始终找不到更多“线索”。三年后，结论只有一句：“材料退回，问题一般。”

这时，五十三岁的王百得主动提出：不要官位，回炉炼钢。有人劝他三思，他摆手：“炉火懂我。”于淑彦心疼：“你身子吃不消。”他回答：“钢水也有温度，工人不能缺席。”最终组织同意，他拎着饭盒重返平炉分厂，从副工长做起。

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七年，他常年住在厂区宿舍。冬夜三班倒，他跟年轻人一样扛铁钎、掀炉口。工友半开玩笑：“王师傅，你是咱们的‘中央委员’啊。”他挥手道：“别提那个，炉子才是我的‘中央’。”十五年间，他与妻子分居两地；其间丧女、丧子，他仅请过三天假，抹泪回岗。

北满特钢的台账记着他的纪录：平均出钢温度误差小于两摄氏度，废料利用率提高三个百分点，全年超产三千余吨。厂里先后五次给他颁发“劳动标兵”，可他只在荣誉证书背面写两字——“继续”。

一九九五年底，夫妻俩先后退休。那年冬天，老工人们自发把炉前温度计送到他家留作纪念。王百得把它挂在墙上，红汞柱静止在零度线上，仿佛提醒他：炉火虽熄，初心未冷。

他一生改过三次名，却从未改过对党的忠诚和对钢水的热爱。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这位普通工人用滚烫的双手，守住了一团永不褪色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