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央委员名单。灯光映照下,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手上老茧纵横的北满炼钢厂工人——王白旦——与毛主席同票当选,会场里响起好奇的低语:“这是哪位?”
掌声未落,他已经有了新名字。陈伯达在主席团席间提议把“白旦”改成“百早”,意在去掉尴尬谐音,也表达“早上百样好”的祝愿;江青几句闲谈后,又把“百早”添笔成“百得”。两位风云人物留下墨痕,王百得的人生却因此多了一层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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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镜头往前推。王百得一九三四年五月生在太行山口的小山村,襁褓中胖乎乎,被父亲随口叫作“白蛋”;私塾先生嫌土味,笔锋一挑换成“白旦”。村里娃早起念书,他却更爱摸铁匠铺的炉膛,火星噼啪,比课本更有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后,十八岁的王白旦只带一口旧木箱,登上赴太原炼钢厂的卡车。“能把铁水炼好,就算给国家添把劲。”刚进车间他这样说,师傅笑着回一句:“记牢,炼钢没巧,靠心、靠胆。”几年下来,他摸透炉子脾气,被工友推举入党,一九五八年调往黑龙江北满特钢。
六十年代风浪骤起,许多老技术员被打下火线,车间差点歇炉。他顶着压力守着那口平炉,工人们夜班连轴转,北满特钢竟未停产一天。正因这份硬骨头,九大代表的名额落到他的肩上。临行前,厂里老李拍拍他袖子:“去北京别紧张,听完报告回来继续炼钢。”王白旦点头,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全票“黑马”与改名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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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带来荣耀,也带来阴影。一九七一年,陈伯达被审查,“百早”三个字成了敏感符号。周总理出面担责,才让王百得免于被牵连;江青随后再添一笔,把他锁定在更复杂的注视之下。王百得自嘲:“字改来改去,人还是那颗心。”
事业的火焰炽烈,家庭却突遭寒冰。一九七二年春,他的妻子被诊断肝癌晚期。王百得守在病床前,轻声说:“砸锅卖铁,也要救你。”妻子摇头:“别再欠债了,你得顾四个孩子。”凭周总理特批,他们进京求医,可病魔无情,妻子终究撒手,他抱着空了的被褥,在北京站月台呆坐到天亮。
丧妻后的王百得数次请求“我只会炼钢,让我回炉”,组织回答简洁:“党员服从安排。”三年后,38岁的他遇到牡丹江记者于淑彦。第一次见面,他把欠债单摊在桌上:“你若嫌弃,现在转身还来得及。”于淑彦轻轻一句:“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这句回答,让铁人一样的汉子眼眶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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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两人各自忙碌。王百得一九七七年出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管理市电视台。日子刚见起色,一九七八年针对“四人帮”遗绪的清查把他推向风口。“江青给你改过名?”调查组疑惑不解,文件翻了又翻,始终找不到更多“线索”。三年后,结论只有一句:“材料退回,问题一般。”
这时,五十三岁的王百得主动提出:不要官位,回炉炼钢。有人劝他三思,他摆手:“炉火懂我。”于淑彦心疼:“你身子吃不消。”他回答:“钢水也有温度,工人不能缺席。”最终组织同意,他拎着饭盒重返平炉分厂,从副工长做起。
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七年,他常年住在厂区宿舍。冬夜三班倒,他跟年轻人一样扛铁钎、掀炉口。工友半开玩笑:“王师傅,你是咱们的‘中央委员’啊。”他挥手道:“别提那个,炉子才是我的‘中央’。”十五年间,他与妻子分居两地;其间丧女、丧子,他仅请过三天假,抹泪回岗。
北满特钢的台账记着他的纪录:平均出钢温度误差小于两摄氏度,废料利用率提高三个百分点,全年超产三千余吨。厂里先后五次给他颁发“劳动标兵”,可他只在荣誉证书背面写两字——“继续”。
一九九五年底,夫妻俩先后退休。那年冬天,老工人们自发把炉前温度计送到他家留作纪念。王百得把它挂在墙上,红汞柱静止在零度线上,仿佛提醒他:炉火虽熄,初心未冷。
他一生改过三次名,却从未改过对党的忠诚和对钢水的热爱。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这位普通工人用滚烫的双手,守住了一团永不褪色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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