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延安杨家岭，毛主席特意询问成仿吾：你是搞教育还是搞政权？

1945年4月的清晨，杨家岭窑洞外尘土微扬，参加中共七大代表的成仿吾刚刚合上皮包，准备去开会。毛主席迎面而来，笑着把他拉到一旁，脱口一句：“你是继续搞教育还是搞政权？”短短十几个字，声音不高，却让在场的几位警卫都愣住了。成仿吾毫不犹豫，“我还是搞教育。”这段简短问答，此后常被老同志津津乐道，因为它决定了一位老革命者此后近四十年的方向。

很多人不知道，成仿吾在被主席当面“点将”之前，已在教育岗位上摸爬滚打了十余年。1939年7月，延安的华北联合大学挂牌那天，雨后黄土路上泥泞难行，他从陕北公学校长的位置被临时叫去主持首场学生大会，全场秧歌队敲锣打鼓，他却只讲了一句：“打仗要子弹，建设要知识。”台下掌声不大，却杂着啧啧赞叹。这所学校后来为解放战争输送了两万多名干部，骨干多数记得那句朴素口号。

把镜头往前推。1897年8月，湖南新化，一户书香人家迎来一个瘦小男婴——成灏，也就是日后的成仿吾。祖父做过清朝知府，父亲是秀才，家人以科举为荣耀。13岁，他带着哥哥留下的路费只身赴日，转眼栖身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还顺带学了几句关西腔。课堂里是螺旋桨和火药公式，寝室却堆满新文学杂志。他遇见了郭沫若、郁达夫，一帮热血青年三天两头泡在神保町旧书摊，一面讨论推翻旧制度，一面琢磨要写怎样的新诗。

1921年春，成仿吾同郭沫若一道回到上海。郭沫若在霞飞路租房筹划“创造社”，他则转去长沙兵工厂改机器。夜晚，枪栓与机油的味道里，他写下长诗《海上吟》。两年后，他被郭沫若、郁达夫拉进《创造季刊》的编辑部，白天校对油印，晚上讨论社论稿，忙得连洋火都懒得买，只能借隔壁小报社的火柴点洋油灯。

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缺兵器教官，蒋介石拍电报要他去。他答应得痛快，却把课堂讲稿写得比谁都细：火炮射角先算，后拉保险，再讲射击要领，学员背不出便罚跑操场。有人说这位教授眼镜后面像刀子，他只是轻飘回答：“子弹省一点，学生多活几个。”1927年，校方给他五万元公款去沪、日两地采买器材，他刚踏入上海滩就碰到潘汉年。对方一句“经费紧张”，他立刻拨出一半给地下党，然后扛着剩下的机器清单继续北上。多年后有人回忆，“要真追究账目，那一年黄埔的弹药明细全靠成仿吾一句话。”

1928年秋，他奔波至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廖承志共同编印《赤光》。这人话不多，有“石头编辑”外号。一回，他去找廖承志讨版面，一进屋便坐下，半小时不吭声，廖承志干脆陪着沉默。快到午饭，两人才互抛一句“吃饭吧”，就算谈妥。冷不丁的无声，竟让那期《赤光》按时付印。

1931年8月，奉命回沪，他穿过鄂豫皖苏区封锁线，途中高烧不退。省委硬派出四百人武装开路，他骑驴走一段、步行走一段，整整一个月才抵武汉。就在这条路上，他在山庙里枕着破瓦片昏睡时差点被国民党包围，多亏岗哨一声低喊才抽身而出。那一夜，他心里发狠：若能活命，一定把教科书写得比子弹还硬。

长征时，他用算命先生的旧褂子当背囊，书籍、饭碗、雨伞全塞里头，走得步履蹒跚。贵州土城打粮队缴获一双钉牛皮鞋，钉头凸起，他系稻草绳绑脚，雨天拔不出泥，每次被后队催得急眼，就干脆脱鞋赤脚追队伍。夜里迷路闯进敌碉堡群，靠多年的近视竟反而没被发现；次日董必武专门在会上替他澄清：“这个人眼睛不好，心却最亮。”

1935年到延安后，他协助董必武恢复党校。讲台上，他喜欢把马列原典折成巴掌大的小册子，塞在学员腰带里，说：“不怕行军累，就怕背不走思想。”抗战爆发，陕北公学扩招，他成了校长；1940年，他筹建华北联大，盖房子时亲自扛木梁，工人嘀咕：“老先生真要把书本掰成砖头。”

于是又回到1945年那一刻。七大闭幕，延河水闪着光。毛主席问：“你是继续搞教育还是搞政权？”对话短暂，却是对人才最精准的定位。成仿吾选择了讲台，而后从华北大学副校长到新中国成立伊始主持人民大学，再到东北师大、山东大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953年至1966年，他连换三所高校，常带着厚厚的课程表坐火车，边走边改教材。学生后来回忆，他批论文喜欢用红蓝两支铅笔，一支改概念，一支纠错别字，“严得像老虎，细得像缝衣针。”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他已八十多岁，拄拐杖进教室，第一句仍是：“打仗要子弹，建设要知识。”旧话重提，新生却听得眼眶发热。1982年党的十二大，他被推选进中央顾问委员会；两年后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按照遗愿，葬礼从简，不摆花圈，骨灰盒上只刻四个字：无产阶级教育家。

成仿吾走后，杨家岭那处旧窑洞早已改建。但当地讲解员提到1945年那个清晨，总要停顿一下，轻声说：“一句‘搞教育’，一生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