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跌企稳的“L型”：2025年中美关系开启“新稳定周期”

2025年即将结束。如果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很可能会将2025年定义为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一个关键的“拐点之年”：中美关系自2018年进入“竞争与动荡”为主要特征的旧周期后，很可能迎来一个以“竞争与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新周期，从而真正实现止跌企稳的“L型”转变。

2025年中美关系从“激烈博弈”走向“对话缓和”

2025年特朗普执政后，迅速对华发起“第二次贸易战”。随后，中美相互关税报复措施不断升级，美国对华商品的累计新增关税升至145%，中国对美商品的累计关税也升至125%。特朗普最初认为通过对华关税极限施压，将迫使中国屈服。然而，中方吸取了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打交道的教训，下定决心“以打促稳”。

中方坚决充分的反制以及市场剧烈动荡出乎美方预期，迫使美方开始主动寻求谈判。此后，中美开始边打边谈，中美紧张关系逐步降温。5月中美举行日内瓦会谈，取消了91%的报复性关税，暂停24%的“对等关税”90天。6月的伦敦会谈、8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谈延续日内瓦会谈共识，继续关税暂停措施。其间，中美也开始在外交、执法、国防领域进行互动，并为10月底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

但到9月，中美缓和进程出现波折。美方对华连续出台海事、物流、造船业限制措施以及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中方随即推出“9连发”反制措施。特朗普一开始态度强硬，但很快态度软化。10月底，中美经贸团队在吉隆坡举行磋商，达成新共识。

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宣布一系列缓和措施，主要包括：美方取消10%芬太尼关税、延长对华301关税豁免；双方继续暂停24%的关税，暂停对彼此的海事、物流、造船业限制措施，暂停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一年；中方加强芬太尼禁毒合作、恢复采购美国农产品等。同时，特朗普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所引发中美关系波折表达不满，明确要求其内阁成员不得干扰中美贸易谈判进程。

至此，中美缓和势头得以巩固，两国元首计划2026年实现互访，也可能在明年的G20、APEC会议期间见面，从而可能形成“一年四会晤”的罕见局面。

中美关系的“十年周期现象”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呈现一种周期性现象，即每十年左右中美关系出现一个重要“拐点”。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应对苏联方面甚至呈现“准盟友”特征。

1989年中美关系显著“转冷”，两国在意识形态、经贸、安全领域的摩擦此起彼伏，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凸显”的复杂特征。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重心转向“反恐”，中美关系显著好转，两国视彼此为战略伙伴，合作成为中美关系主流。

2010年谷歌事件、南海争端等事件后，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相继推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美关系向消极方向持续发展。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第一次贸易战”，中美关系迅速全面恶化、持续下行。特朗普政府与继任的拜登政府都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与对手，中美几乎所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遭受重创。

2025年中美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的历程，不仅宣告了特朗普对华“第二次贸易战”事实上“失败”，还意味着中美关系很可能开启一个较长时间的“新稳定周期”。

为什么说中美关系进入“新稳定周期”

第一，中美关系实现真正的止跌企稳。2023年“无人飞艇事件”后数月，中美开始恢复高层接触，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拜登政府高级成员相继访华，中美元首也在多边平台实现多次会晤。通过以上接触，两国关系快速下滑的势头暂时得到控制，但尚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拜登政府仍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人权等问题频频对华发难，中美关系“急跌”势头得到控制，但仍在缓慢下行；二是面临共和党潜在挑战，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管理中美竞争”政策“软弱”，主张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

2025年中美关系缓和进程进一步巩固。一是中美缓和进程不仅得到民主党政府背书，还得到美国共和党政府的确认，中美缓和的政治基础更为巩固。二是中美都具备强有力的相互反制能力，双方不得不采取谨慎对等的克制姿态，中美关系“缓跌”的态势得到有效控制。因此，中美关系在2025年实现了真正的止跌企稳，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相持期”的态势更为显著。

第二，中美攻守之势大变，从“美攻我守”到“大致平衡”。自2018年中美关系快速恶化以来，中美之间呈现“美强我弱、美攻我守”的博弈特征，双方攻守态势不均衡。一是态势不均衡，美国主动出招多，中国以被动防御为主。二是领域不均衡，美国对华各领域全面发难，中国多在特定议题上对美局部反击。三是力量不均衡，美国常拉帮结派对付中国，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单打独斗。

2025年的中美博弈态势极大改变了“美攻我守”的不均衡局面。中国采取“严格对等”的反制策略，以关税反制关税，以出口管制反制出口管制，以贸易调查反制贸易调查，以坚决的斗争精神、丰富的反制工具，成功迫使美国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中方谈判，进而取消或暂停对华消极措施。中美博弈态势从“很不均衡”变为“大致均衡”。

第三，美鹰派对华“新冷战”冲动受压制，战略竞争仍是美对华政策基本框架。过去几年，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方面一直有一批鹰派人士主张对华“新冷战”。202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纠集400多名保守派人士撰写了《领袖的使命：保守派的承诺》报告。报告批评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软弱”，将中国定性为所谓的“极权敌人”，主张对华“新冷战”与“战略脱钩”，军事上以击败中国威胁为美军最优先任务，鼓吹在全球各地全面削弱中国影响力。报告撰写人之一、现任特朗普政府高级贸易和制造业顾问纳瓦罗，便是今年4月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操盘手。

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受挫、对华转向缓和的实践，表明美国对华鹰派的“新冷战”主张成本高昂、非常危险、难以持续，美国不得不回到战略竞争的对华政策基本框架。尽管美国对华鹰派与中方都不满“战略竞争”这一概念——美国对华鹰派认为“战略竞争”政策“软弱”，中方也不愿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但经过八年反复博弈，“战略竞争”似乎是中方、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策“平衡点”，成为三方不得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苏刘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