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31日,北平城外刮着刺骨寒风,中南海内却灯火通明。夜色下的颐年堂早早摆好圆桌,厨子正忙着调制湖南辣椒酱。没人想到,过去执掌紫禁城的宣统皇帝,会在这里同已经执掌共和国十三年的毛泽东共进家宴。事情的缘起还得往前翻好几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进长春,溥仪仓皇登上撤离飞机,最终在沈阳桃仙机场被押解。彼时他39岁,身边只剩一只皮箱和一身旧皇袍。1950年4月,他被交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最初,溥仪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是侵略工具;半年后,他开始主动阅读《论持久战》。一名看守回忆:“那人看完书,会念念有词地自问,怎么就走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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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10日,七叔载涛带着三妹五妹出现在抚顺会客室,带来毛泽东“家属可探视”的口信。溥仪愣了好久才抱住亲人,小声说了一句:“我还能见天日?”从那天起,他相信改造不是摆设。再往后,学习笔记里出现了《唯物史观简论》的读后感,工余时间还会写自嘲打油诗。
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下达,41名战犯先后获释,溥仪名列首位。乘坐专列返京时,他靠窗站立,反反复复念着车站上的标语——“劳动光荣”。内心五味杂陈,却也生出久违的踏实。按照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到北京植物园做普通技术员。有人担心“前皇帝”不肯弯腰锄草,结果半年后,那人裤腿常常沾满泥。
北京植物园专门开会研究称呼,大家最后决定:“就叫溥仪先生。”此后他跟着老园丁学嫁接、学扦插,手指常被刀片划破。他却乐在其中,还把每一次出血记录在本子上,旁边画朵小花。1960年秋天,他已经能独立修剪整个蔷薇棚。夜里回宿舍,会把白天捡到的落叶夹进自己做的标本册。
1960年底,《我的前半生》初稿摆上中南海书桌。毛泽东批注多处:“自责可以,但历史责任不能全揽。”秘书叶子龙记得,主席一边看一边摇头:“这小子把罪都揽自己身上,像不像话?”但更多时候,毛泽东对溥仪的态度带着耐心——他要用事实告诉外界,制度能改造人。
1962年新春前夕,毛泽东决定设一次家宴。名单除了章士钊、程潜等“湘友情”,还有溥仪。请柬很朴素,红纸黑字,只写“晚上六时,不见不散”。溥仪接到邀请,愣在原地,半晌只说一句:“我能进中南海?”那天他整理了半小时领口,最终穿一件灰呢中山装。
走进颐年堂,他先看到墙上的《沁园春·雪》,再看到笑着迎上来的毛泽东。主席握住他的手:“老乡们来陪你坐坐。”气氛一下子松动。席间只有九道菜:脆辣椒、剁椒鱼头、腊肉炒蒜苗……朴素却带劲。毛泽东夹起一片苦瓜放到溥仪碗里,半开玩笑:“尝湖南味儿,辣得你直冒汗可别怪我。”
短暂对话发生在第四轮敬酒。毛泽东问:“溥仪先生,是你当年御花园妙,还是如今北京植物园好?”溥仪略停,“御花园再精致,也只供皇帝一人。我现在修的园子,老百姓都能走进去。那才真好。”桌上几位“湘友情”会心地点头。对话不过二十几个字,却让溥仪心里踏实许多。
酒过三巡,毛泽东又问:“听说你工资不高,手头紧不紧?”溥仪连忙摆手:“我现在吃得饱、睡得稳,再紧也比当皇帝自在。”毛泽东没再追问,却在后来交代统战部,适当提高植物园技术岗位补贴。此事文件未公开,只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做了口头传达。
宴会结束时,大门口已是月色。毛泽东提出合影,把溥仪拉到右侧。快门按下,镁光灯闪过,定格成日后溥仪床头的一张黑白照片。工作人员收拾残局时发现,溥仪悄悄把几根尚未燃尽的蜡烛揣进兜里,据说是想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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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宴请没有奏乐,没有山呼万岁,却在高层与民间都引起不小波澜。有人私下议论:“主席真是胆大。”也有人说:“让前皇帝干园丁,才算真平等。”舆论声音不同,但溥仪的变化确凿:1964年春,他随政协文史组南下,专程到韶山向毛氏宗祠献花;同年国庆,他与护士李淑贤登记成婚,婚礼只摆两桌。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因肾衰竭在协和医院去世,终年61岁。弥留之际,他拉着主治医师的袖口,一句“还能不能再出去修一次树?”说完便闭目。留在人间的标本册、园艺剪、那张黑白合影,见证着一个王朝残影与共和国新人的碰撞。
62年那场家宴不算隆重,却耐人寻味。数百年前的龙椅与数十年前的黄花梨椅,在短短几尺宽的饭桌旁完成交接。有人说,这是制度自信的表现;也有人说,这是领袖胸襟的写照。无论哪种解释,一夜之间,御花园与植物园的距离,被一顿辣椒与苦瓜缩到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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