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江青哥哥带儿子来北京，江青得知对方想见自己后：这事难办

1959年初夏，公安部的一份调查卷宗悄悄放到了中南海警卫局的案头，卷宗主角叫李干卿——江青的亲哥哥。那一年，江青曾动过把哥哥接进京城小住的念头，卷宗里却罗列了他在旧军阀部队和日伪警署的经历，最后一行醒目的批语只有八个字：暂不予以调京。事情就此搁下，可兄妹间的隔阂也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1970年3月，北京的柳芽才露尖尖。一趟由济南开来的列车稳稳停在前门站台，69岁的李干卿揣着老式棉袄的衣襟，身边跟着十五六岁的儿子。他没提前打电话，更没写信，父子俩拎着简单行李，径直找到中央办公厅值班处报了名字。对方核对身份后，把他们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一栋僻静的小楼，算是给足颜面，也便于管理。

隔天傍晚，汪东兴给江青秘书杨银禄打来电话，仅说了一句话：“她哥哥到了，想见面，去报一下。”电话挂断，走廊里只剩滴嗒脚步声。32岁的杨银禄懂门道，他从1967年起就跟在江青左右，深知“亲属”二字在敏感年月有多沉重。

夜色刚沉，杨银禄敲开江青住处。灯下，江青披着灰色毛衣，听完汇报未置一词，闭目良久。几分钟后，她低声开口：“突然跑来，这叫私闯京城。”短短一句，情绪里有怒，也有顾虑。她吩咐：“告诉他们，我忙，不见。让招待所准备一架最次的照相机给孩子，半斤茶叶给李干卿，趁早回去。”

口气决绝，可人情世故还算留一线。第二天上午，杨银禄带着那台凤凰135和一包“大红袍”去了招待所。少年对相机新鲜得不得了，研究快门开合，李干卿却默默抹泪。老人压低声音央求：“帮我再劝劝她，这怕是生前最后一趟进北京了。”杨银禄点了点头：“我再去请示，不敢保证。”

回到钓鱼台已近午夜，铃声惊醒了值班室。江青听完复请，冷冷一笑：“他当过张宗昌的兵，还给日宪兵写信策反我，这样的人也敢求见？”她提到那封1939年的日军宪兵队书信，字里行间提醒自己：和旧社会的烙印划清界线比血脉亲情更重要。“让他们即刻返程，车票自理。”

紧接着的两天，招待所报告：老人执意不走。消息传回，江青愈显烦躁。她担心京城里流言四起，又怕被扣上“六亲不认”的帽子，进退失据。权衡再三，江青决定请示毛主席。徐业夫把口信带到湖南公馆，主席听后淡淡一句：“国际战犯都能改造，何况亲兄长？见吧。”

得到明确指示，江青这才定下时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她特意补一句：“不进中南海，规矩不能乱。”那天，李干卿穿了件旧呢子大衣，袖口磨得泛白，但人站得笔直。江青提前十分钟到场，面无表情。老人刚想上前，她已先开口：“没提前打招呼，给我添麻烦。阶级立场要紧，以后别再来北京。”

一句接一句，说得尖锐。少年缩在角落，局促地捏着相机。李干卿却没有回嘴，只是低声应道：“我们明天就走。” 他把粗糙手掌在裤缝擦了两下，颤抖着抠出一块手绢，悄悄擦净眼角。

对外，此事到此为止，招待所当天安排车去火车站。返程途中，老人始终紧握儿子的手，好像怕松开就再没机会和妹妹同处一城。

说起江青的手足，还绕不开她那位姐姐李云露。十二岁那年，江青随母亲到天津投奔姐姐，一住就是数年。解放后，李云露曾进过中南海帮衬家务，后来因琐事触怒江青，被请出高墙。这段往事外人少知，只在钓鱼台老厨师程汝明的回忆里偶尔浮现。

1972年，李讷添了孩子，生活紧巴。毛主席批给江青和贺子珍等人各八千元稿费，江青收下不假思索。两年后，她忽然让程汝明带着五千元去看望姐姐。李云露住在清华旁简陋平房，被褥补丁随处可见。她只是反复询问妹妹身体好不好，一句“要钱”没提。钱送到，她感激得红了眼，照旧没有登门回访。姐妹感情复杂，就像旧木门的合页，吱呀作响却难以彻底关上。

再回到1970年那场兄妹会面，它在官方档案里只留下一行简报：“已依指示妥善接待，当事人翌日离京。”冰冷寥寥数字之下，是血缘难断又难亲近的尴尬。历史不会给任何人增删亲属，却能让人的立场左右亲情的温度。三月微凉的北京，李干卿父子踏上南下列车，很快消失在京沪线上。那台“最次的”照相机后来是否洗出照片，无从考证，但那一天定格的心事，或许比底片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