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夏,公安部的一份调查卷宗悄悄放到了中南海警卫局的案头,卷宗主角叫李干卿——江青的亲哥哥。那一年,江青曾动过把哥哥接进京城小住的念头,卷宗里却罗列了他在旧军阀部队和日伪警署的经历,最后一行醒目的批语只有八个字:暂不予以调京。事情就此搁下,可兄妹间的隔阂也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1970年3月,北京的柳芽才露尖尖。一趟由济南开来的列车稳稳停在前门站台,69岁的李干卿揣着老式棉袄的衣襟,身边跟着十五六岁的儿子。他没提前打电话,更没写信,父子俩拎着简单行李,径直找到中央办公厅值班处报了名字。对方核对身份后,把他们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一栋僻静的小楼,算是给足颜面,也便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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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傍晚,汪东兴给江青秘书杨银禄打来电话,仅说了一句话:“她哥哥到了,想见面,去报一下。”电话挂断,走廊里只剩滴嗒脚步声。32岁的杨银禄懂门道,他从1967年起就跟在江青左右,深知“亲属”二字在敏感年月有多沉重。
夜色刚沉,杨银禄敲开江青住处。灯下,江青披着灰色毛衣,听完汇报未置一词,闭目良久。几分钟后,她低声开口:“突然跑来,这叫私闯京城。”短短一句,情绪里有怒,也有顾虑。她吩咐:“告诉他们,我忙,不见。让招待所准备一架最次的照相机给孩子,半斤茶叶给李干卿,趁早回去。”
口气决绝,可人情世故还算留一线。第二天上午,杨银禄带着那台凤凰135和一包“大红袍”去了招待所。少年对相机新鲜得不得了,研究快门开合,李干卿却默默抹泪。老人压低声音央求:“帮我再劝劝她,这怕是生前最后一趟进北京了。”杨银禄点了点头:“我再去请示,不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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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钓鱼台已近午夜,铃声惊醒了值班室。江青听完复请,冷冷一笑:“他当过张宗昌的兵,还给日宪兵写信策反我,这样的人也敢求见?”她提到那封1939年的日军宪兵队书信,字里行间提醒自己:和旧社会的烙印划清界线比血脉亲情更重要。“让他们即刻返程,车票自理。”
紧接着的两天,招待所报告:老人执意不走。消息传回,江青愈显烦躁。她担心京城里流言四起,又怕被扣上“六亲不认”的帽子,进退失据。权衡再三,江青决定请示毛主席。徐业夫把口信带到湖南公馆,主席听后淡淡一句:“国际战犯都能改造,何况亲兄长?见吧。”
得到明确指示,江青这才定下时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她特意补一句:“不进中南海,规矩不能乱。”那天,李干卿穿了件旧呢子大衣,袖口磨得泛白,但人站得笔直。江青提前十分钟到场,面无表情。老人刚想上前,她已先开口:“没提前打招呼,给我添麻烦。阶级立场要紧,以后别再来北京。”
一句接一句,说得尖锐。少年缩在角落,局促地捏着相机。李干卿却没有回嘴,只是低声应道:“我们明天就走。” 他把粗糙手掌在裤缝擦了两下,颤抖着抠出一块手绢,悄悄擦净眼角。
对外,此事到此为止,招待所当天安排车去火车站。返程途中,老人始终紧握儿子的手,好像怕松开就再没机会和妹妹同处一城。
说起江青的手足,还绕不开她那位姐姐李云露。十二岁那年,江青随母亲到天津投奔姐姐,一住就是数年。解放后,李云露曾进过中南海帮衬家务,后来因琐事触怒江青,被请出高墙。这段往事外人少知,只在钓鱼台老厨师程汝明的回忆里偶尔浮现。
1972年,李讷添了孩子,生活紧巴。毛主席批给江青和贺子珍等人各八千元稿费,江青收下不假思索。两年后,她忽然让程汝明带着五千元去看望姐姐。李云露住在清华旁简陋平房,被褥补丁随处可见。她只是反复询问妹妹身体好不好,一句“要钱”没提。钱送到,她感激得红了眼,照旧没有登门回访。姐妹感情复杂,就像旧木门的合页,吱呀作响却难以彻底关上。
再回到1970年那场兄妹会面,它在官方档案里只留下一行简报:“已依指示妥善接待,当事人翌日离京。”冰冷寥寥数字之下,是血缘难断又难亲近的尴尬。历史不会给任何人增删亲属,却能让人的立场左右亲情的温度。三月微凉的北京,李干卿父子踏上南下列车,很快消失在京沪线上。那台“最次的”照相机后来是否洗出照片,无从考证,但那一天定格的心事,或许比底片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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