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国外长：今天的欧洲就是当年的晚清，我们的百年屈辱近在眼前

时间来到2025年年底，欧洲战略圈原本那种表面平稳、按部就班的气氛，被一篇文章彻底打破。

这不是来自什么激进派、民粹人物，或者欧洲之外的批评者，而是出自一个“自己人”之手，前英国外交大臣、现任牛津大学校监威廉·黑格。

正因为他的身份足够传统、足够建制、也足够“体制内”，这番话才显得格外刺耳，也格外让欧洲精英阶层坐立不安。

如果黑格只是老生常谈地说几句“欧洲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之类的判断，最多也就引发一些讨论，很快就会被新的新闻淹没。

但真正让人感到寒意的，是他给欧洲照了一面历史的镜子，而且这面镜子直指一个欧洲人极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今天的欧洲，正在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大清时刻”。

这不是情绪化的攻击，更不是为了制造话题的修辞噱头，而是一种近乎冷静的病理分析。

黑格并没有站在宏观口号的高处空喊警告，而是把问题拆解到了社会心理、制度选择和文明气质的层面。

他要说的核心只有一个，一个文明真正开始衰退，往往不是因为外部敌人太强，而是因为自己从内心深处失去了改变的意愿。

他把视角拉回到1793年。那一年，英国派出特使访华，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钟表、天文仪器和军事模型，希望通过展示技术与制度优势，打开与清朝更深入的交流通道。

但乾隆皇帝的回应却是将这些东西一概视为“奇技淫巧”，认为大清物产丰饶、制度完备，不需要向外部世界学习。

那个时代的清朝，GDP位居全球前列，文化自信爆棚，自认是天下中心，正是这种看似强大的自信，实则是对变化的拒绝，最终拉开了百年被动挨打的序幕。

黑格提出的问题直指当下：今天的欧洲，是否正在重复这种状态？是不是也在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氛围中，慢慢失去了对世界变化的敏感度？

这种问题首先体现在欧洲对技术和风险的态度上，放眼全球，美国和中国正在用极快的速度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发展。

整个社会对创新的容忍度很高，哪怕失败率高、成本大，也愿意不断试错，因为他们清楚，下一轮竞争的门票就在这些领域。

而欧洲的整体气氛却明显不同，这里依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校、一流的科研人员和深厚的工业基础，但社会的主要精力，却越来越多地放在监管、限制和分配问题上。

法律条文越来越复杂，审批流程越来越漫长，对风险的容忍度却越来越低，创新不再被视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更像是一种需要被严格控制的“例外行为”。

黑格观察到，欧洲人似乎把大量时间和政治资本，投入到了错误的战场，当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加速时，欧洲内部却在为福利支出的细枝末节反复拉锯。

为了退休年龄延后两年，法国可以爆发持续数周的全国性混乱，在英国，哪怕财政压力巨大，任何触碰福利体系的改革方案，都会立刻成为政治禁区。

结果就是，政府不断举债，只为维持当下这一代人的生活舒适度，却很少有人愿意为下一代的竞争力承担短期痛苦。

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在产业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的实验室依然能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大学里依然能培养出顶尖科学家，但问题在于，这些成果和人才，往往无法在欧洲完成从技术到产品、从创意到产业的转化。

缺乏敢于下注的资本，缺乏愿意承受失败的市场环境，使得大量有野心的创业者最终选择离开欧洲，前往美国，或者参与到中国快速扩张的产业体系中。

于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出现了：欧洲越来越像一个“灵感供应地”和“人才原料地”，负责提供想法和大脑，但真正把技术做成产业、做成全球竞争力的，却是别人。

这种状态，与晚清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安慰，何其相似。

如果说内部的保守和迟疑是一种慢性消耗，那么在地缘政治层面，欧洲的无力感则显得更加致命。

黑格以乌克兰危机为例，揭示了欧洲在关键安全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家门口，直接关系到欧洲大陆的安全结构，但在真正决定走向的谈判桌上，欧洲却始终缺乏主导权。

现实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未来的关键决策，很可能是在美俄之间完成的，美国关注的是战略利益和成本回报，俄罗斯看重的是安全缓冲和地缘空间。

而欧洲，即便承担了巨额经济成本，提供了大量资源支持，最终却可能只能被动接受结果，原因很简单，在一个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没有独立的军工体系、情报能力和科技优势，就很难真正掌握话语权。

黑格的警告因此显得异常冷酷：欧洲现在的安全感，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国保护伞之上的。

一旦这种保护发生动摇，或者全球秩序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个看似富裕、稳定的文明，很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缺乏自我防卫的能力，到那时，经济繁荣和生活质量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安全和尊严。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黑格的这番话读起来五味杂陈，一方面，这种“欧洲版大清”的比喻，本身就是西方精英对自身前景的深层焦虑，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崛起动因的分析，却难得地摆脱了许多西方常见的偏见。

黑格明确指出，把中国的发展简单归因于民族情绪或历史复仇，是一种懒惰而傲慢的误读，中国的变化，更多来自长期的工业化积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科技投入的持续加码。

这种选择并不浪漫，也不轻松，而是几代人在现实压力下做出的理性判断。

“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情绪宣言，而是一条在历史中反复被验证的规律，它不区分文化背景，也不尊重文明的自我感觉，只取决于实力本身，黑格真正担忧的，是欧洲正在忘记这条规律。

他并不认为欧洲已经注定衰落，但对当前的“改革努力”明显缺乏信心，在他看来，零星的政策调整、有限的产业扶持，更像是一场不触及根本的修补工程。

如果政治体系依然被短期选票绑架，如果社会各方都不愿意为长期竞争力付出代价，那么再多的警告，也可能只是被当成一篇忧国忧民的评论文章，读过就算。

文明的下滑从来不是突然崩塌，而是从“我们已经足够好”“没必要大改”的心态开始的，当一个社会把安稳当成最高价值，把变化视为风险本身，它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下行通道的入口。

黑格的文章，与其说是为欧洲写的一封哀叹信，不如说是一份未必会被采纳的诊断报告。

它提醒的不只是欧洲，而是所有正处在相对舒适阶段的文明：历史从不保证既得地位，时代也不会因为谁曾经辉煌而放慢脚步。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外部挑战有多大，而在于，当警钟已经敲响，是否还有勇气和能力，去承受改变带来的阵痛，并重新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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