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思想市场年度话题｜#爱、死亡与生命的可能性

【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短短一年间，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不断涌现出的媒介形式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我们的注意力，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已经开始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码时代改变了我们的语言，甚至能操控情感……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本栏目在过去一年间刊发的稿件进行了回顾，尝试将反复出现的现象串连起来，从中梳理出了2025年的八个年度话题。在这次并不完备的翻检当中，我们希望短暂地跳出技术设定的视角，去反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的互动：去观察人们与动物、植物与食物的关系，去理解气候如何搅动社会，去感受世界主义的退潮，去体会爱、死亡与生命的可能性。当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嘈杂，我们越要去倾听潜流正在向何方涌动。

子曰：“为知生，焉知死”。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讳谈死亡，但会在死亡发生时通过特定的丧礼仪式表达哀情。2024年末上映的香港电影《破·地狱》凭借对丧葬仪式的传统再现，家庭、性别、生育等时下伦理困境的全景式扫描，在获得票房佳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死亡和哀悼的关注。在“死亡中诞生爱的秩序：《破·地狱》及其‘止血’、‘催泪’的情感技术”一文中，李晓指出，借助死亡，以及由死亡引发的“拥有”与“失去”之间的激辩，爱的秩序奇异地诞生了。哀悼引起的悲伤不仅面向自我，也指向了他人和更广阔的社会关联，仪式让生者既感到生之有限，又进一步确信了爱之紧迫，从而致力于维护生命间“柔情的共同生活”。

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节哀顺变”往往更强调对哀伤的节制。在“专访｜丧亲是一个世界的崩坍，哀伤应该被看见”中，《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一书的作者李昀鋆指出，在效率至上的资本主义逻辑下，死亡往往被视为“生产流程的中断”越来越被“搁置”，丧礼被压缩为形式，哀伤被看作情绪负担，甚至“无用”的时间。它主张“快速清理”、避免情绪干扰，从而使生者尽快“回归轨道”，这对正在经历丧亲的人来说，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孤立感。

在当下，“死亡”“安乐死”等话题变得炙手可热，“人类学家的下午茶｜安宁疗护：将死亡的‘神圣性’重新带回医学领域”一文关注现代人对于死亡看法的变化。程瑜指出，关于死亡的种种关切来源于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对生命和自我的重视，以及对片面追求生命长度的反思。过去在包括医疗体系、医学观念在内的社会系统的裹挟下，人们无法对死亡的方式进行自主选择，而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增强，对死亡尊严的追求和对过度医疗化的反思变得更为常见。安宁疗护就是追求临终尊严的一种选择，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凸显和尊重生命的意义，将死亡本身的“神圣性”重新带回医疗领域。

死亡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照护者说”专栏中的“向死而在，爱这个世界”一文中，胡泳指出，如果我们想理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就必须不断地将我们的生命投射到死亡的视野中。只有在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并努力在死亡的事实中寻找意义时，我们才能建立起真实的人生。在对哲学家朱锐临终前关于死亡的思考以及海德格尔著名的“向死而在”概念的辨析中，胡泳引出了汉娜·阿伦特的“创生”思想：相比作为最大的平均主义者的死亡，出生是奠定每个人独特性的世界，而每个人生而进入的世界都是与他人分享的世界，她由此发出“爱这个世界”的呼吁。

这一呼声也回响在艾玛·沃森和J.K.罗琳的争议当中。这一事件的起因是沃森在一档播客节目上表示希望“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仍能爱她，也希望自己会继续爱那些与自己立场并不一致的人”，而罗琳回应称“人们不该在热烈投身于‘长期号召背刺朋友’的运动之后，又宣称自己仍然拥有被前朋友爱的权利”。在“在J.K.罗琳回应和取消文化后谈‘爱’：立场和情感不可调和吗”一文中，张诗敏将这两位公众人物的交锋放置在查理·柯克遭遇枪击身亡的更大语境中，追问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日益分裂的当下，“我们”是否已被迫在立场与情感之间做出断然选择，以及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这一“爱”的困境。文章最后介绍了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对阿伦特思想的发展，他们主张将“爱”从私人情感中脱钩，把它重新界定为一种生产“共同之物”的能力。在不抹平差异的前提下，将问题从“是否爱某个具体的人”转向“如何爱这个共同世界”。张诗敏认为这一取向不仅能为公共讨论恢复可操作的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尊重，也更有助于在现实政治中共同抵御不断抬头的极端右翼。

但现代社会中的爱似乎变得日渐稀薄。“方大同、R&B与流行音乐‘爱的可能性’”一文在哀悼这位英年早逝的流行歌手的同时，也哀悼了R&B音乐和爱的消逝。王楷文通过对方大同歌曲以及流行音乐中“爱”的主题进行梳理，指出人们对于爱情尤其是纯爱的渴求已然远去，流行文化对“爱”的诠释也从深情转向了“好嗑”。在这个缺乏爱的时代，我们回望大众文化和流行音乐曾经带给社会的爱的可能性。

我们为什么不会爱了？“澎湃思想周报”编译整理的“资本主义与爱的疲惫”一文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答案。该文是对克里斯汀·罗格·戈德西发表在《雅各宾》杂志上的“资本主义中的爱的政治经济学”一文的介绍，戈德西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主义对爱的商品化。戈德西将“爱”拆解为三种要素：注意力、情感和互惠流动。当代资本主义驯化了前两者，同时通过时间稀缺、信任缺失来贬低无法商品化的互惠流动。当资本主义致力于制造一种让爱难以持续的复杂结构，爱的疲惫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症状。也就是说，爱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迫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艰难存活。如果我们要认真谈论爱，就必须谈论时间、劳动、制度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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