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除了依靠叶帅外，还有几个大员是他信任的

1976年9月10日凌晨两点，北京城仍有蝉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尚未公布，华国锋已经在西长安街的灯下踱步。警卫记得，他那晚只说了一句：“这回得看谁真想救局。”短短十个字，勾勒出随后的局势。

毛主席身后事的安排，首先落在叶剑英与华国锋肩上。叶帅熟稔红军旧友，也精通统兵之道；华国锋虽稳重，却缺乏与各方打交道的经验。为了在危局里站稳脚跟，华国锋必须找到更多可靠的同伴。对“四人帮”而言，时间越拖越利；对他而言，时间一分一秒都在流血。

汪东兴是第一个被拉入核心圈的人。汪东兴主管中央警卫，这支部队插进哪里，哪里就多出一道铜墙。他与毛主席相识二十多年，对江青的性格也摸得很透。毛主席生前曾对汪东兴说过一句略带无奈的话：“她太闹，让我清静点。”华国锋知晓这段内部谈话后，立刻约汪东兴密议。汪的回答干脆：“主席交代过，我听你的指挥。”自此，中南海警卫体系暗中调整，枪口方向随时可变。

第二位是陈锡联。当时的总参谋长常去305医院看望老战友，表面与“四人帮”保持客气，实则与江青素无往来。华国锋悄悄请他到国务院小会客室，两人只谈了半小时，却定下一条底线：一旦中央作出决定，驻京野战军必须在三小时内就位。陈锡联拍着桌子：“能不能用上枪，是政治局的事；但上了枪就要把事办成，这是军人的事。”华国锋听罢，终于露出少有的笑。

陈永贵与倪志福同样被华国锋看中。两位出身工农，口碑在基层。华国锋在9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故意让倪志福先发言。倪志福只说了七个字：“要把主席的事办好。”会后，华国锋特地把他留下，直言需要工人阶级的背书。倪志福爽快点头：“让我去首钢，我一句话顶一千条标语。”同一时间，陈永贵也接到华的电话：“国锋同志，我老陈能做啥？”华国锋留下一句：“到时候帮我稳住北方的代表。”

李先念是财贸系统的老将。10月2日晚，他被请到京西宾馆。华国锋讲了两件事：一是保经济命脉不断线，二是筹措紧急经费。李先念问：“你真实的打算是什么？”华国锋把话压得很低：“把他们先隔离再说。”李先念思索片刻：“资金不缺，人心要紧，别让物价出乱子，我就算立功。”从这一刻起，财政系统的机要渠道悄悄为华国锋开了绿灯。

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在名单上。9月下旬，华国锋请他去玉泉山散步。两人走到半山腰，华国锋突然停住：“若有军车进城，你能配合吗？”吴德想了想，回答却很生活化：“我得让环卫办提前清路，别堵车。”华国锋被逗笑，但心里更踏实，因他知道首都的地面秩序已经有人兜底。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虽然年事已高，却也被华国锋视作精神后盾。10月4日下午，华国锋登门请安，谈话不足二十分钟。临走前，聂帅说：“年轻人要硬气，别让老同志失望。”这句话后来被华国锋多次提及。

10月6日的具体行动其实分成两路。一路是汪东兴调动的8341部队，负责钓鱼台；一路是陈锡联调集的38军精干连队，在木樨地附近待命。吴德则让市公安局拉起交通管制，理由是“迎接外宾路线演练”。表里同时发力，“四人帮”触不到风声。

傍晚七点多，江青还在景山拍苹果树的照片。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御用摄影师已被替换。21点10分，第一份隔离审查决定送到钓鱼台。江青看了通告，大喊“这是政变”，随后被两名女警卫扶上车。另一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各自被带走。陈锡联在指挥车里看着时间，23点30分，他向华国锋报告：“目标全部就位，无一脱漏。”

夜过子时，中南海静得出奇。文件草拟组把决定稿递给华国锋，里面写着“在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几字。华国锋摇头：“删掉，那些是长辈。此时不必突出我或叶帅，写‘中央一致决定’就够。”这番心思，也折射他对叶帅之外几位同伴的尊重——同心干活，功劳由中央担。

事成之后，华国锋向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吴德、倪志福、陈永贵等人一一点头致谢，只有一句评价：“不枉同舟。”外界后来多以“依靠叶帅”来概括这场斗争，其实，若无这几位大员提供兵力、财力、口碑和地面保障，叶帅与华国锋两人再有魄力，也难以在七天内化解危机。

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大礼堂开会总结。叶帅没有坐在主席台正中，而是与陈锡联并排。华国锋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角色，只在会前握住汪东兴的手低声说：“枪口别朝同志。”会后，他又单独找到倪志福：“首钢工人怎么说？”倪志福咧嘴一笑：“说咱干得痛快。”

回首这场曲折较量，华国锋依靠的不仅是叶剑英的战略谋划，还有汪东兴掌控的警卫、陈锡联调动的主力军、李先念撑起的财政血脉、吴德维护的首都秩序，以及陈永贵、倪志福代表的工农群众。多股力量拧成一股，从政治、军事到社会面层层相扣，“四人帮”才被迅速而干净地拔除。若把这段历史比作斩断一条瘟蛇，叶帅是沉稳的刀，华国锋是压刀的手，其余诸位，则是紧紧攥住蛇尾的臂膀，缺一都难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