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一支抗日武装，兵力高达11个军，不是八路军也不是新四军

1945年8月的清晨，松花江畔的雾气尚未散去，苏军装甲部队呼啸而过，一名日本关东军参谋望着对岸林海雪原，突然想起一个让他始终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在这片严寒之地，竟会出现一支人数动辄上万、行动飘忽不定的“中国游击军”。正是这支部队，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令关东军如鲠在喉，它的名字叫东北抗日联军。

故事要从十四年前的“九一八”说起。1931年9月19日凌晨，奉天城外炮声震动全东北。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决定，将三省数百万平方公里拱手让出，也让中共党组织在白山黑水之间迅速行动。不到半年，多股游击队、失散的东北军士兵以及自发组织的义勇军便在林海深处集结，他们缺枪少弹，却知道日本侵略者不会给任何谈判机会。

1933年春，吉东地区建立了最早的抗日游击总队，其后一年整合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为方便同各地联络，党组织干脆采取“路军”建制，每一路军下辖若干军和师，番号听起来颇为“正规”，可行军打仗依旧是轻装上阵、昼伏夜行。部队最艰难时，人均两条子弹带外加一把“大扁担”，背面绑炸药，正面捆干粮，就是全部家当。

时间推到1936年冬。经过三次大规模整编，东北抗联已扩展到11个军，分散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沿线。乍一听“十一军”极为壮观，仔细看编制，每军平均两千余人，多的四千、少的不足千人。可别小看这点兵力，他们遍布林区、草甸与山谷，彼此联络犹如蛛网，日伪军每冒进一步都像踩进刺猬窝。

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的指挥体系高度灵活。杨靖宇被称为“大山里的司令”。他常说，“敌人肚里只有纳闷，我们肚里才有粮。”为了保存体力，他要求夜间急行军穿草鞋，白天埋锅造饭穿军靴，日军发现足迹时往往已扑空。吉林蒙江一役，杨靖宇只用不到六百人就搅得三千日军晕头转向，两昼夜内拔掉据点十余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将主要兵力用于华北，东北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关东军情报部统计，仅一年间抗联袭扰事件达三千余起。日本方面恼羞成怒，调集五万精锐展开所谓“三江大讨伐”。赵尚志带领第三军趁夜切断敌补给线，“弹药不够就拆铁轨打碎钢轨当手榴弹铁片”，硬是拖住敌军整整三个月，令其损失过半。

遗憾的是，战争残酷从不偏袒英雄。1938年冬，入山围剿的关东军采用“人盯山、人盯人”战术，每十里建碉堡，每五里设暗哨，抗联被迫分散到更深的密林。部队弹药不足、食品匮乏，许多战士依靠草根雪水续命。年底清点，原本十一军的建制仅剩约五千人，其中直接受我党指挥的骨干成了主力。

1940年2月，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蒙江石头河子遭叛徒告密。关东军总共动用三千余人围追五昼夜，杨靖宇以一人之力掩护部队突围，最终弹尽粮绝倒在密林深处，年仅三十五岁。解剖报告写道，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米，只有草根和棉絮。日军军医惊愕地对上司说：“这样的军队不怕死，太可怕。”

两年后，赵尚志也在哈尔滨以北的珠河县被叛徒出卖，中弹被俘后壮烈牺牲。至此，抗联主要指挥员几乎全部战死，零散部队锐减至不足千人。为了保留星星之火，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部退入苏联滨海地区，接受红军供给与训练，同时编入远东红旗军独立支队，等待新的机会。

1945年8月8日夜，苏联对日宣战。周保中率步兵第88旅及数千名抗联老兵，穿越图们江再次踏上故土，与红军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短短十天，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相继光复。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自嘲：“和正规军较量能看见对手，这帮林区游击队却像鬼一样。”最终，日本在东北的全部抵抗于8月19日结束，抗联指战员的故乡得以解放。

综合日军记录，东北抗联十四年间牵制关东军主力及其他日伪部队共计七十六万余人次，毙伤日军十七万、伪军五万，用最简陋的装备打出了惊人的战果。更重要的是，抗联阻断了日本北进苏联的战略妄想，为全国抗战打开了战略缓冲。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七位出身东北抗联的指战员被授予少将军衔，包括周宝中、李兆麟牺牲后被追授的荣誉称号。由于长期转战林海雪原，当年能叫得上名字的抗联高级指挥员九成以上捐躯战场，倖存者普遍带伤终生。然而正是他们，在供给最短缺、后路最渺茫的条件下，将一面抗日旗帜插在了长白山与兴安岭之间。

从草创时期的几支小分队，到鼎盛时的十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用十四年告诉世人：没有根据地可以另辟蹊径，没有补给线可以就地取材，只要目标明确、组织坚定，再严酷的环境也压不垮一颗抗战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