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罗舜初叮嘱到国防科委上班的李敏：千万不要被人利用

1935年夏夜的草地寒风刺骨，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把一份手写作战令交给年轻参谋罗舜初，口头命他立刻奔袭前线。那一次紧急传令，奠定了两人日后二十余年的信任。时间跳转到1967年6月，北京阜成门外国防科委办公楼灯火通明，罗舜初正要把这份信任延伸到毛主席的长女李敏身上。

罗舜初此时60岁，已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摞着三摞文件：核潜艇、人造卫星、战略导弹。每一摞都塞满了批注，红蓝铅笔划得密如蛛网。熟悉他的人都说，罗舜初看文件连标点都不放过。这种较真作风，与他早年担任红军作战参谋时养成的习惯一脉相承。

“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刚刚签发，氢弹空爆试验又迫在眉睫。周总理将专委办公室直接迁入国防科委，文件须经罗舜初审核后才能送中南海。连日劳碌，他只靠浓茶和薄饼支撑，却从未在同僚面前抱怨一句。此时，聂荣臻一句“李敏要来报到”的电话，让他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技术草案。

李敏1936年生于延安，1947年赴苏联疗养，195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服役空军。丈夫孔令华常年在外执行飞行任务，这一次调来国防科委，既是组织安排，也是对其身体状况的照顾。国防科委机关里流言四起：有人担心“主席女儿会成为政治靶子”，有人惦记“借她的名头打开方便之门”。聂帅一句“让老罗掌掌眼”点名了监护人选。

6月18日傍晚，罗舜初请秘书将李敏带到三楼简陋的小会客室。窗外槐香扑鼻，室内仅摆两把藤椅和一张茶几。交谈持续不到十五分钟，却影响了李敏此后多年的人生轨迹。罗舜初先询问身体，再提工作，末了才压低声调：“小敏，千万不要被人利用。”这一句提醒，是他在红军岁月里看过太多人情冷暖后的凝练心得。

李敏沉默片刻，轻轻点头：“罗伯伯，我记住了。”她知道，对眼前这位老人而言，“利用”二字背后常常是无形的伤人暗流。那一刻，她忽然明白父亲为何在延安时期点赞罗舜初“脑子清，办事稳”。

李敏走后，夜已深。罗舜初却未离开，他把刚谈话的纸条锁进抽屉，又转身投入氢弹试验场外围安全方案的修改。电话铃此起彼伏，一次次调度交通、补给、气象数据。凌晨两点，他才倚在椅背闭目十分钟，随即被周总理值班室电话唤醒——试验区风向变动，需要重新核算散布半径。

7月14日凌晨5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空爆成功，爆炸当量333万吨。当礼炮鸣响的消息传来，罗舜初握着话筒，长舒一口气。可他半天没说出一句祝贺的话，而是补了一句：“注意二次污染监测。”周总理在电话那端沉稳答应。

成功背后，是日复一日的“938”作息。这个外号源于罗舜初早九点、午后三点、晚八点三场例会雷打不动。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并不知外界叫他“938首长”，直到1970年卫星发射前夕，司机王景阳无意中脱口而出。他哈哈一笑，随即要求司机保密：“工作代号，别四处宣传。”

1969年底，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总装关键期。由于特殊年代科研系统受冲击，大量技术骨干被迫停工。罗舜初硬是拉着钱学森、黄纬禄等专家连夜在三里河小楼复盘方案，确保进度不被拖垮。试想一下，如果那一年卫星计划再次搁浅，后续整套航天序列都将被迫延迟。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长征一号点火升空。火光映亮戈壁夜幕，扩音器里传出《东方红》旋律。发射场指挥大厅里掌声雷动，罗舜初却站在角落，拿钢笔在记录表上钩掉最后一行疑点。有人拍他肩膀庆祝，他只是笑了笑，把表夹进公文包。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场阶段性收尾，接下来还有返回式卫星、探空火箭、潜艇导弹实验等一连串目标。

同年5月，李敏随测控任务组赴上海通信总站支援。她给罗舜初寄来一张明信片，只写两句话：“一切顺利，谨记教诲。”老将军收到后，把卡片放进笔记本扉页。那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卫星方案的修改痕迹，也夹着几张早年在延安窑洞前合影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岁多的李敏躺在竹篮里，被一群战士围着逗笑，旁边站着神情坚毅的年轻参谋罗舜初。

岁月流转，许多名字定格在史册；而那句朴素的叮嘱——“千万不要被人利用”，仍在国防科技战线口口相传。它像一枚小小的坐标，提醒后来者在惊涛骇浪的年代里保持清醒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