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蜀人最喜欢哪种兵器？这份考古报告为你揭秘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李晟

在重庆云阳李家坝的考古现场，当泥土被一层层细心剥离时，一个沉默了两千余年的巴蜀墓穴重见天日。墓葬里，随葬的并非孤零零的一柄剑，而是静静地躺着一套青铜兵器：一柄柳叶形剑横置于腰间，一支长矛倚靠肩侧，一件戈与一件钺分别守护左右。

巴蜀墓葬里出土的戈、矛、剑、钺。 受访单位供图

这并非个例，在成百上千座晚期巴蜀墓葬中，兵器的组合与陈放，仿佛一部无言的史书，诉说着一个民族与武器的深刻羁绊。

近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晚期巴蜀文化墓葬铜兵器研究》，揭开了承载着勇武、智慧与信仰的巴蜀兵器谱。

两千余年前巴蜀的武器库里有哪些兵器？他们最爱用的武器又是啥？巴蜀的武器上藏着怎样的特有智慧？

12月30日，这些谜题，在文章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卢林明的娓娓讲述中，揭开谜底。

剑仿若近身忠仆，成为随身携带的武备传统

若论及巴蜀兵器库中最为普遍和私人的存在，非青铜剑莫属。

卢林明提供的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它的地位：在系统整理的研究样本中，青铜剑出土数量高达302件，远超其他器类，成为巴蜀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兵器。“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卢林明说，“它意味着剑的普及程度极高，很可能是巴蜀成年男子，尤其是武士阶层的基础装备。”

巴蜀剑有着鲜明的自身风格。其中最典型的是扁茎无格柳叶形剑，其形制与中原系统迥异。剑身修长、线条流畅，宛如一叶迎风的柳条，因而得名。这种设计并非只为美观，“柳叶形的剑身结构，利于劈砍与刺击的结合，在近身缠斗中非常灵活。”

卢林明拿起一张线图解释道，“其扁平的茎部（即剑柄的金属部分），上面常设有一至三个穿孔，是为了牢固地绑缚木质的柄材，再缠绕麻绳或皮革，以适应湿润多山的巴地环境，握持稳固且不易脱手。”

剑之于巴蜀，显然超越了纯粹的物理工具。其一，它是身份与勇武的直观标识。在许多中型以上的墓葬中，剑是基础的随葬品，常与代表等级的其他礼器共存；其二，剑身之上，时常承载着精神世界的映射。

铜剑。受访单位供图

卢林明特别指出那些装饰着虎纹、手心纹、巴蜀图语的剑，“例如‘虎纹’，是巴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图腾标识之一，在巴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崇拜意义，将虎的形象铸于剑身，可能蕴含着祈求神力加持、威慑敌人的巫术思想。而一些精致的‘斑纹’工艺，通过特殊的铸造技术形成斑斓的表面，既显华美，也可能象征着战士的荣耀或家族的徽记。”这使剑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将个人的勇武与族群的信仰紧密联结。

剑的演变也勾勒出时代的脉搏。卢林明分析类型学序列后发现，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柳叶形剑的形制日趋成熟和统一，出土数量在战国中期达到顶峰，这正是巴蜀文化相对独立且尚武风气炽盛的时期。

到了战国晚期及以后，随着秦并巴蜀和汉文化的深入，中原式剑（圆茎、带格、有首）开始增多，巴蜀式剑逐渐式微。“剑的变迁，像一根敏感的指针，测量着文化融合的深度与方向。”卢林明总结道。

戈与矛构筑起阵战体系中的锋芒

如果说剑是个人防身的“手臂的延伸”，那么戈与矛则是巴蜀先民进行中距离格斗、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力量。在巴蜀武器库中，它们与剑形成了经典的战术搭配。

戈，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勾兵，在巴蜀大地上曾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卢林明的研究统计了252件出土铜戈，并将其主要分为两大类：直内无胡戈与直内有胡戈。“‘胡’是指戈援（横向的刃部）向下延伸的部分，有胡戈可以更牢固地绑缚在木柲（长柄）上，杀伤方式和稳定性更强。”他详细阐述道，无胡戈造型古朴，尤以宽大如三角形的“三角援戈”最具巴蜀特色，它们可能保留了更早期的传统；而有胡戈则显示出与中原技术的交流，但其上的纹饰又极具地方性。

铜戈。受访单位供图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虎纹戈”。卢林明饶有兴致地展示了几幅拓片：“你看，这只猛虎的头部铸在戈的援本（靠近柄部的位置），虎身顺着胡部蔓延，仿佛正顺着戈柄扑噬而下，动态十足。将图腾动物与致命兵器结合，这种设计在整个东周兵器中都显得格外突出，它很可能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蕴含着战场上的宗教仪式感，意在借助虎的神力克敌制胜。”这类戈在宣汉罗家坝、云阳李家坝等活动核心区多有发现，成为辨识巴文化兵器的重要标尺。

矛，作为最经典的直刺兵器，在巴蜀墓葬中出现了283件，是长兵中的另一主力。

铜矛。 受访单位供图

卢林明根据骹（用于装柄的銎管）与矛叶的长度比例，将其分为长骹矛与短骹矛。“长骹矛的骹部几乎与叶身等长或更长，整体重心靠后，利于单手握持进行突刺，也便于在马上使用。而短骹矛叶长骹短，突刺力量更猛，更适合步战大力挥击。”矛的骹部常带有“耳”（环纽），其中“弓形耳”是巴蜀矛的又一特色，它既便于捆扎固定，其造型也颇具韵律感。

戈与矛在墓葬中常常与剑相伴而出，形成稳定的组合。“我们发现‘戈+剑’、‘矛+剑’的组合非常普遍，甚至‘戈+矛+剑’三者齐备的情况也占相当比例。”卢林明分析道，“这很可能对应着巴蜀武士的实际作战配置：戈用于勾啄、割杀中距离之敌，矛用于冲刺破阵，而一旦战阵被突破或进行贴身混战，则迅速切换到剑。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完整的个人作战单元。”

钺的仪式性表达与权力象征展现重器的威仪

在巴蜀的武器库中，青铜钺以其厚重、独特的造型，占据着一个特殊而崇高的位置。它不像剑、戈、矛那样高频出现，但在出土的184件钺中，却透露出超越一般兵器的信息。

铜钺。受访单位供图

卢林明将铜钺主要分为有肩钺与无肩钺两大类。“有肩钺，顾名思义，在安装木柄的銎部下方，向外突出一段‘肩膀’，造型沉稳；而无肩钺则从銎部直接弧展为刃部，线条更流畅。”

无论哪种，钺的刃部多呈开阔的弧形或舌形，刃宽体厚，需要双手持握，其功能以猛力劈砍为主。“这种兵器对使用者的力量要求很高，在战场上可能是用于破甲或斩断马腿的重型武器。”

考古学的语境提示，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相较于戈和矛，钺的出土频率更低，但在一些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中，它出现的概率明显增加。”卢林明指出，“而且，它常常与成套的青铜礼器、精美的漆器或玉器共出。这种关联性暗示，铜钺在巴蜀社会，很可能兼具了实用兵器与礼仪权杖的双重属性。”

在中国古代，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与军事指挥权和王权紧密相连，巴蜀社会虽有其自身特点，但这一象征性传统可能也被吸收和转化。

“一件制作精良、纹饰庄严的铜钺，握在部落首领或军事统帅手中，它既是战场上令人生畏的武器，更是集会、祭祀等重大场合中，彰显权威、执行法度的礼器。”卢林明推测，“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可能用于执行刑罚。因此，墓葬中的随葬铜钺，不仅表明墓主人是一位勇猛的战士，更可能标志着他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着某种世俗或宗教的权力。”

此外，钺的形态演变也耐人寻味。卢林明发现，战国中晚期的铜钺，刃部弧度有增大、器身出现“束腰”的趋势，造型更显夸张和富有张力。“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以及统治阶层对威仪性器物视觉冲击力的追求。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在巴蜀大地扎根，作为联通‘祀’与‘戎’的钺，自然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内涵。”

通过卢林明对戈、矛、剑、钺这四种核心兵器的系统性梳理，一个立体的、动态的巴蜀武器库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轻灵而随身、承载个人武勇与信仰的剑；分工明确、构筑中程杀伤链，且饰以图腾彰显族群的戈与矛；以及沉重威严、象征权力与秩序的钺。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不同组合，共同服务于巴蜀武士的生存与战斗，并映射出其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级差异和精神世界。

“武器是技术的产物，是战术的延伸，更是文化的结晶。”卢林明最后说道，“巴蜀的武器库，没有盲目模仿中原，而是在交流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个性。它告诉我们，巴蜀先民已经懂得如何将武力进行系统化、仪式化表达，并将其深刻融入族群认同。每一件锈迹斑斑的兵器背后，都是一段关于生存、荣耀与信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