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小姐因忍受不了苦日子抛弃丈夫，不料，建国后丈夫成高级干部

1933年1月的夜风，比子弹还冷。吉林磐石山区，一支抗日游击部队在密林里扎下了营地，队长“陈龙”正伏在地图上做标记。一名老兵递过一封信，低声说：“嫂子回不来了。”短短六个字，让陈龙沉默了许久。没人知道，这位游击队长原名刘汉兴，出生于1910年的辽宁抚顺，原本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

把时间拨回到1926年早春。那时的刘汉兴刚满十六，穿着父亲给他缝补过的蓝布棉袍，从私塾毕业向东三省最炙手可热的“奉军”报到。张作霖的军官学校里纪律严苛，行军打靶全都真刀真枪。刘汉兴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很快从一名学员升为排长，还拿到了驻守牡丹江铁路的差事。

父亲刘福海却不想儿子在外闯荡，担心一颗子弹就要了独苗的命，千方百计想“拴”住他的心。于是出现了那场匆忙的相亲：牡丹江城南张地主家的宅院灯笼高挂，刘家父子跨进门时连拜堂的锣鼓都备好了。刘福海指着正厅的两位小姐悄声说：“看中谁，点一下头。”结果听差抱错花轿，原本属意的大女儿变成了二小姐张惠兰。酒过三巡，马车已经备好，刘汉兴再抗拒也只能按礼数迎亲。

张惠兰十六岁，娇小、爱打扮，从没拎过木桶盛过水。成亲后住在军营旁的土坯屋里，她对洗衣做饭相当排斥，常常一整天裹着丝绸棉袄坐在炕沿发呆。刘汉兴白天训练士兵，晚上还得烧水、缝衣、记账，心里憋闷却无处可说。这段勉强凑合的婚姻，像一把钝刀磨掉了两个人的耐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轰进东北，铁路桥被连环炸断，房舍化为焦土。刘汉兴亲眼看到老乡被驱赶、旗帜被撕毁，那一夜他决定脱离东北军，投身抗日。改名“陈龙”后，他在磐石、敦化一带组织游击队，把原先练兵的那点本事用在伏击和破袭上。火车站、仓库、碉堡，他带人一处处敲打，让侵略者付出代价。

陈龙把妻子也接到山里，想让她帮忙护理伤员。可张惠兰每天面对粗茶咸菜，嫌烟火味呛人，既不缝补军衣也不熬药汤。游击队女战士孙慧珍劝她：“动动手，能救条命。”她却冷笑：“我命都快没了，还救谁？”这种话刺得陈龙心口发麻。队伍转战密林时，张惠兰一次次掉队，最后干脆提出回娘家。陈龙沉着脸问：“真走？”她点头，连犹豫都没有。临别时他只说了五个字：“等我收复城。”张惠兰未答，转身上了马车，尘土扬起，婚姻也算彻底散场。

一年后，游击队遭遇日军“冬季大扫荡”，损失惨重。陈龙带残部突围进入长白山区，靠冰雪遮掩行踪。那段时间，他彻夜不眠，一边重整队伍，一边思考如何让更多百姓参与抗日。就在这时，中共北满省委地下交通员找到他，递上几份文件，邀请他加入党的秘密工作。陈龙意识到，单枪匹马难成大事，经过秘密考察，他正式成为隐蔽战线的一员。

从此他的身份愈发复杂——白天或许扮成买卖人打信息战，夜里又变成指挥员组织突袭。他摸透了日军宪兵队搜查的套路，甚至能在人群中把暗号串成顺口溜：“三步两回头，一杯凉茶慢吞咽。”同志们听到，就知道安全屋在前方。1937年起，松花江以北的铁路沿线情报多出自他手，军统和日伪情报处几次设下重围，把名单贴满街口，都没抓到他。

生活依旧要继续。1940年，陈龙与地下交通员王淑贞结婚。两人刚领到组织分配的小院，还没来得及贴对联，王淑贞在一次联络中被捕，自此杳无音讯。痛失爱人，陈龙把悲怆深埋胸口，行动更加果决。1943年，组织照顾他的生活，为他介绍了同在情报科的余海宁。余海宁出身关内，中学毕业后就做交通联络，她善记密码、心思缜密，与陈龙配合默契。结婚前夕的夜里，两人在昏暗油灯下对表联络手势，商量潜伏细节，仪式简单，却把生死托付清楚。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光复。陈龙奉命进入哈市，接收伪满警务机构。彼时的他，三十五岁，已是隐藏十年的资深情报指挥员。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又参与整编东北公安干校，培训公安骨干。1949年10月，首都北京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他已被调至中央，担任公安部情报处副处长。不久后，他升任副部长，主管边防与侦察。昔日的游击队长穿上了簇新的制服，胸前别着编号“一字一号”警徽。

辽东小村的父亲早已去世，旧宅半边墙都塌了。有人回乡述说“陈副部长”的故事，乡邻合计多时，才想起那年穿棉袍的少年。至于张惠兰，她在国境线以南的一座县城守着娘家产业，婚书和改嫁档案在战火中遗失，后来只留下一句叹息：“要是当年忍一忍，也有好日子。”可历史不会倒转，山河换了模样，各人踏向不同路。

有人问陈龙：“后不后悔那段被抛弃的经历？”他摆手轻声道：“都过去了，国家需要我，个人的事儿算什么？”灯影摇曳，他的眼神像深夜的探照灯，稳稳照向远处的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