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三青团不顾蒋经国反对，与国民党争选举有多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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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

三青团认为实施宪政之后，“当前政治环境即将有急剧变化”，对于参加各级民意机关的选举，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

据重庆支团部报告，他们早已认识到今后的政治舞台取决于谁在民意机构中占据优势，团的政治基础就建立在选举之上；经过其不断努力，已使重庆支团成为重庆市参议会的“重心”：

重庆支团尽量争取该市参议会的席位，其目标在于为将来的“民选市长”做准备。

支团干事长陈介生在团内宣称：“我们团要部署争取的，不是今天的市长议长，而是未来民选的市长。”

如果“将来市长民选，本团提名的人一定当选，那时候同志们多年的政治抱负和理想，都可实现了”。

暴露出三青团的极大野心。陈介生也因此被视为“重庆青年团的英雄人物”。

湖南举行省参议员选举时，湖南支团部正忙于整理组织，对此准备不足，因而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支团部紧急研究了当时形势，一致认为争夺参议员及其议长位置，“是以后进一步争夺所谓‘民选省长’的基础”，所以竭尽全力，推举赵恒惕作为团方代表，竞选省参议会议长一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击败党方代表张炯，由此扭转了不利局势。据说“这一胜利奠定了三青团湖南支团部在湖南政坛中的地位”。

事后，湖南支团部在工作报告中宣称，其在湖南地方民意机构中已经“完全居于主动地位”。

各地团部在地方民意机构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取得的成绩，获得了中央团部的高度评价，并予以通令嘉奖。

中央团部特致电四川支团：

抗战胜利前后，三青团在各级地方政权和民意机构中所培植起来的力量，为它进一步参加选举，与国民党组织展开更大规模的争夺积累了政治资本。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排斥中共和民盟，单方面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宪法宣布“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并规定了国民大会、总统、五院制政府的产生方法、权限及其相互关系，它是国民党政府自1933年开始的、长达13年的制宪过程的一个总结果。

从法理上说，这部宪法宣告了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结束，它将取代1931年国民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成为宪政时期的根本大法。大会决定于1947年1月向全国公布宪法，并将于同年12月25日起开始施行。国民党方面吹嘘说：该宪法坚持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制度”，也包括了政协会议的原则，因而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

而中共方面则认为这是一部“蒋记伪宪法”，坚决表示：“现在蒋记‘国大’通过的‘民主宪法’，就字面说，甚至还不及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和曹锟宪法”，“人民决不承认蒋记伪宪”。

制宪国民大会还通过了《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规定宪法公布后，政府将于3个月内制定并公布下列法律：国民政府组织法，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选举罢免法；在有关选举法公布后6个月内完成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选举；并由国府主席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俗称“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按照这一程序安排，1947年将是国统区的“选举年”，将先后举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等一系列选举。全国35个省、12个市，加上职业团体和其他边疆地区及华侨选民，将选出2971名国大代表，622名立法委员和184名监察委员。这是自1936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大选活动，被吹嘘为“我国真正普选之创始”，它们是国民党为“实施宪政”而布置的重头戏。

这些选举都是三青团所觊觎的目标。长期以来，三青团一直苦于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上述选举的举行给他们提供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各级团干都把选举看作是扩大自己权势、争夺权利的捷径，也当作自己谋求出路、摆脱不利处境的一种办法。

据一位湖北支团干部后来回忆，当时团干们都懂得，“如果将来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很多人必须另找出路，最好是能够在大选中捞上一个位置，就可以支高薪，居高位，名正言顺地参加政治活动了。事关切身利益，自必当作头等大事，全力以赴”。

因此，二全大会之后，三青团置蒋介石所提出的“不要作官”的劝告于不顾，决定发动全团力量从事竞选。中央团部把“协助选举”当作自己在1947年的主要任务，并于是年1月提出了通过竞选来参加实际政治的指导方针。

在为团员总甄核而发表的告全体团员书中，中央团部明确宣布：

中央团部制订的1947年度中心工作要点，也把参加选举列为当年各级团部的主要工作之一。要求各级团部“发动优秀团员，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及各级民意机构之竞选，各级团部除应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尽量促成团员当选外，对于地方公正人士之竞选，亦应斟酌环境，需要加以支持”。

不仅显得振振有词，冠冕堂皇，而且充满信心，志在必得。

但在团内仍然可以听到对于选举的不同意见。一些中央干校学生曾写信给他们的教育长蒋经国，表示要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并请求给予帮助。

蒋经国借此机会，在一封信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他在信中写道：

蒋经国表示他并不反对选举本身，只是不赞成三青团团员和干校学生参加竞选。

蒋宣布他自己已经放弃了被选举权，希望干校学生亦照此办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蒋氏对于在当时形势下举行这种选举是否明智深感怀疑。

他说：

最后蒋经国告诫说：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切身利益和狂热情绪面前，其他声音从来都是微弱无力的。

各地团部都热衷于研究选举策略，根据三青团的利益，分析选举环境，确定选举目标，紧张进行选前备战。

湖南支团部负责人一再提醒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

湖南支团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

至于对各党派“或加以拉拢，或予以打击，此须因时因地而定，并且要看对方之活动是否有益于本团而决定”。会议认为：“本团今后要从争取民选胜利中去领导民众。第一期民选政治中，本团如获得胜利，则可保持六年之久的政治优势，反之亦然。”

为了争取选举胜利，会议提出采取以下重要措施，如掌握乡镇长、乡镇保民代表及县参议员；加强与县政府民政、社会两科之联系；控制农、工、商、妇女及自由职业团体；控制选举机构和争取举办选举人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布置人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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