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蒋经国反对，1947年的三青团，为了和国民党争选举，有多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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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

三青团认为实施宪政之后，“当前政治环境即将有急剧变化”，对于参加各级民意机关的选举，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

1、参与选举的准备

据重庆支团部报告，他们早已认识到今后的政治舞台取决于谁在民意机构中占据优势，团的政治基础就建立在选举之上；经过其不断努力，已使重庆支团成为重庆市参议会的“重心”：

“日寇既已投降，各地民意机构，遂提前成立，本会深刻了解于今后政治之正常发展，有赖于民意机构之占有优势，故一再令督各分团，鼓励同志，参加参议员竞选，各分团均能认识此项工作之重要性，竭慎努力，虽竞选之结果成绩各有差别，而努力争取之精神，彼此一致，尤以第二、第十四，及綦江、壁山、广安、永川等分团，事前准备周密，选举执行彻底，故成绩甚优，至于市区选举，在支团主持之下，分配适当，同志互助，在劣势环境中，赢得胜利。八十三个市参议员，干部及团员计四十六人，同情于团者十余人，故团在参议会中，已形成重心，再市区区长选举十八个行政区中，民选区长，本团占十八人，副区长占十人，区民代表主席占十二人，地方自治之基础，亦即本团政治之基础，已深植而巩固。”

重庆支团尽量争取该市参议会的席位，其目标在于为将来的“民选市长”做准备。

支团干事长陈介生在团内宣称：“我们团要部署争取的，不是今天的市长议长，而是未来民选的市长。”

如果“将来市长民选，本团提名的人一定当选，那时候同志们多年的政治抱负和理想，都可实现了”。

暴露出三青团的极大野心。陈介生也因此被视为“重庆青年团的英雄人物”。

湖南举行省参议员选举时，湖南支团部正忙于整理组织，对此准备不足，因而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支团部紧急研究了当时形势，一致认为争夺参议员及其议长位置，“是以后进一步争夺所谓‘民选省长’的基础”，所以竭尽全力，推举赵恒惕作为团方代表，竞选省参议会议长一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击败党方代表张炯，由此扭转了不利局势。据说“这一胜利奠定了三青团湖南支团部在湖南政坛中的地位”。

事后，湖南支团部在工作报告中宣称，其在湖南地方民意机构中已经“完全居于主动地位”。

“自日本无条件投降，本省奉中央命令限于三十四年底普遍完成县选，成立县参议会，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选举省参议员，成立省参议会，对下级工作之指导，除协助地方公正人士竞选，藉以争取社会广大同情外，并鼓励团员竞选，以树立良好之政治风尚而为民倡，结果团员当选为乡镇保长者一五。三人，乡镇民代表者一九六六人，县参议员三四二人，省参议员二十人，不论在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均完全居于主动地位，已充分发挥组织精神。”

各地团部在地方民意机构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取得的成绩，获得了中央团部的高度评价，并予以通令嘉奖。

中央团部特致电四川支团：

“该支团（指四川支团）暨所属团队办理竞选事宜，成绩颇佳，应予嘉勉。”并请“四川支（区）团干事会筹备处转本团干部当选参议员诸同志”，予以慰问和勉励。电文称：“查训练四权为训政时期之要务，民意机构为实行宪政基础，其关系于国家前途均极重大，同志等为团努力，夙著勋劳，今受民众之厚寄，复荷社会之殷期，为国为民仔肩益重，特电慰勉。”

抗战胜利前后，三青团在各级地方政权和民意机构中所培植起来的力量，为它进一步参加选举，与国民党组织展开更大规模的争夺积累了政治资本。

2、三青团的跃跃欲试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排斥中共和民盟，单方面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宪法宣布“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并规定了国民大会、总统、五院制政府的产生方法、权限及其相互关系，它是国民党政府自1933年开始的、长达13年的制宪过程的一个总结果。

从法理上说，这部宪法宣告了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结束，它将取代1931年国民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成为宪政时期的根本大法。大会决定于1947年1月向全国公布宪法，并将于同年12月25日起开始施行。国民党方面吹嘘说：该宪法坚持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制度”，也包括了政协会议的原则，因而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宪法”。

而中共方面则认为这是一部“蒋记伪宪法”，坚决表示：“现在蒋记‘国大’通过的‘民主宪法’，就字面说，甚至还不及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和曹锟宪法”，“人民决不承认蒋记伪宪”。

制宪国民大会还通过了《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规定宪法公布后，政府将于3个月内制定并公布下列法律：国民政府组织法，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选举罢免法；在有关选举法公布后6个月内完成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选举；并由国府主席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俗称“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按照这一程序安排，1947年将是国统区的“选举年”，将先后举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等一系列选举。全国35个省、12个市，加上职业团体和其他边疆地区及华侨选民，将选出2971名国大代表，622名立法委员和184名监察委员。这是自1936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大选活动，被吹嘘为“我国真正普选之创始”，它们是国民党为“实施宪政”而布置的重头戏。

这些选举都是三青团所觊觎的目标。长期以来，三青团一直苦于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上述选举的举行给他们提供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各级团干都把选举看作是扩大自己权势、争夺权利的捷径，也当作自己谋求出路、摆脱不利处境的一种办法。

据一位湖北支团干部后来回忆，当时团干们都懂得，“如果将来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很多人必须另找出路，最好是能够在大选中捞上一个位置，就可以支高薪，居高位，名正言顺地参加政治活动了。事关切身利益，自必当作头等大事，全力以赴”。

因此，二全大会之后，三青团置蒋介石所提出的“不要作官”的劝告于不顾，决定发动全团力量从事竞选。中央团部把“协助选举”当作自己在1947年的主要任务，并于是年1月提出了通过竞选来参加实际政治的指导方针。

在为团员总甄核而发表的告全体团员书中，中央团部明确宣布：

“本团二全大会以后，国家正步入宪政实施阶段，现在国民大会已经圆满完成制宪工作，民主宪法亦经政府明令公布，本团今后任务，在以民主方式，揭橥革命主张，循宪政大道，参加建国工作…团员总甄核之又一意义，即欲集结革命青年于一个坚强组织之下，依民主方式，从事公开竞选，由取得群众信任进而为群众服务。”“今后国家将走上民主宪政的新阶段，本团组织与领导的方式，亦应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要使青年依民主方式从群众选举中产生出来参加实际政治。”

中央团部制订的1947年度中心工作要点，也把参加选举列为当年各级团部的主要工作之一。要求各级团部“发动优秀团员，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及各级民意机构之竞选，各级团部除应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尽量促成团员当选外，对于地方公正人士之竞选，亦应斟酌环境，需要加以支持”。

有的团刊文章还借其他党派跃跃欲试、企图参政的形势来警醒团干，要求大家激流勇进，推动团组织积极参加竞选活动：

“我们必须严正注意这样一个新的事实，就是各党各派已届公开活动，公开竞争的时代，这个竞争，一样的受达尔文学说的支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谁不行，谁就被淘汰，这是个无情的铁律…必须把握时机，加紧奋斗，不要因为我们的党团已有悠久的历史，已有雄厚的实力，便以为可以稳坐江山，高枕无忧，这是靠不住的。”

《中央团讯》接连发表文章，为三青团参加选举大造声势，并列举了必须参加选举的种种理由：

“今年是选举年，举凡下届国民代表大会以及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竞选，均须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而竞选国大代表的，在七月底即须还乡，八月中旬开始选举，时间的迫促，已不容参加竞选者作消极的准备了，这次参加竞选的党派，除迷信武力，破坏统一的某党，以及其应声虫外，必皆热烈参加，殊无疑义，本团呢？
…我觉得不但可参加，而且必须参加，其理由有四：（一）本团现在所处的环境较之民、青等党派优势；他们都热烈的参加，我们岂甘落后？（二）我们的老大哥一党—既以‘老气横秋’的姿态出现于选举战场，难道我们这些蓬蓬勃勃的青年小伙子，捺得住跳跃的心弦而袖手旁观吗？（三）本身而论，我们的团有十个年头的历史，有一百六十余万的团员，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怎可不参加呢？（四）以本团的任务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反破坏统一’、‘反官僚’、‘反贪污’呢？因为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呀，我们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就要参政，就要参加竞选，不但参加，而且要获得胜利。”

不仅显得振振有词，冠冕堂皇，而且充满信心，志在必得。

最后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大声呐喊：

“本团在这第一次出马参加，必须要做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最后我们高呼‘马到成功’！”

这篇文章无异是三青团的竞选宣言。一切为了选举，选举压倒一切，整个三青团从上到下都狂热地卷入了选举的浪潮之中。

3、蒋经国的要求

但在团内仍然可以听到对于选举的不同意见。一些中央干校学生曾写信给他们的教育长蒋经国，表示要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并请求给予帮助。

蒋经国借此机会，在一封信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他在信中写道：

“你要我在你参加竞选的‘工作’上帮一点忙；首先我对帮忙两个字，非常看不惯…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有一个人满脸装着假笑，弯着腰立在一个‘要人’的前面，向他苦苦哀求，这是一幅可怜而又可耻的‘现实图画’。老实说，一个想参加政治而又要人家帮忙的人，可名之日‘政治乞丐’。我常常看见有人为了参加竞选印了很大的名片，在名片上刻了许许多多‘功绩’。今天走部长公馆，明天跑次长寓所，他为‘竞选’，可以在门房里、在传达室里，坐上几小时甚至整天的冷板凳，我真不懂像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虚荣’、为了‘面子’。…我劝你不要为面子，为了虚荣去参加竞选。”

蒋经国表示他并不反对选举本身，只是不赞成三青团团员和干校学生参加竞选。

蒋宣布他自己已经放弃了被选举权，希望干校学生亦照此办理：

“我们的同学…对于国家没有功劳，对于人民没有贡献，所以不应当去参加竞选，而应全力来促成国民大会的召开。至于个人之所以不参加竞选，亦是因为自己知道年纪太轻、学问太浅，对于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并且有许多地方对不起我们苦难的同胞，我放弃了自己的被选举权；同时也劝同学们放弃被选举权，而来选举优秀的朋友同志去出席国民代表大会。”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蒋氏对于在当时形势下举行这种选举是否明智深感怀疑。

他说：

“我感觉到国家如此之乱，人民如此之苦，我们从事基层工作才能达成任务；那里还有时间去谈选举！我看到有许多参加竞选的人，他们对于竞选‘热心‘认真’‘努力’，实在是使人非常的钦佩…试问革命失败了，国家亡了，你就是争得了‘代表’可有什么用处？”

最后蒋经国告诫说：

“我们国家的处境实在太难了，人民的苦难实在太苦了，我们既不能为国家人民解除苦难，那么我劝你再不要在国家人民的苦难上面又加苦难，否则就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切身利益和狂热情绪面前，其他声音从来都是微弱无力的。

各地团部都热衷于研究选举策略，根据三青团的利益，分析选举环境，确定选举目标，紧张进行选前备战。

湖南支团部负责人一再提醒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

“竞选有如作战，欲求胜利，在能知己知彼，明了全盘情形，故各级团队对于所辖区域内，人事之分析，党派彼此之形势，以及自我之力量，应详细调查，列为图表，一以存县，一以呈支团，以供参考，再各界选举结束，姑无论成败与否，均应详细呈报，使支团得以明了全省形势，统筹布署，万不能虚伪不实，甚至判断不清，认敌为友，贻误滋大，其他如选举法令之研究，公职候选资格检核手续之应事先办理，均未可忽视。”

湖南支团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

“在宪政时期，各党派政治势力之消长，以其所争取的民众的多寡为转移，民众对各党派信仰之程度以选举时投票之情形决定，本团要争取政治上之领导地位，必须对当前各党派之活动情形，详加分析，并讲求对策，分途应付。”

至于对各党派“或加以拉拢，或予以打击，此须因时因地而定，并且要看对方之活动是否有益于本团而决定”。会议认为：“本团今后要从争取民选胜利中去领导民众。第一期民选政治中，本团如获得胜利，则可保持六年之久的政治优势，反之亦然。”

为了争取选举胜利，会议提出采取以下重要措施，如掌握乡镇长、乡镇保民代表及县参议员；加强与县政府民政、社会两科之联系；控制农、工、商、妇女及自由职业团体；控制选举机构和争取举办选举人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布置人事等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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