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4期生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本是将军却成害群马建国后处决

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有句名言说：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是呀，漫漫人生路，有无数的选择，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在作出人生的重要选择时，我们要善于抓住各种机遇！脚下有路千万条，不用着急往前跑，要想好了再起步，成功之路将在你脚下延展。

我们先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人，当年可谓是将星如云，特别是参加革命队伍的黄埔生，那更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要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上过井冈山的红军干部，倘若能活到建国后的，那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沙场建功，政坛驰名，要不就是名满天下的开国将军，要不就是妇孺皆知的开国元勋。

然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当年叱咤风云的黄埔四期毕业生，他参加过南昌起义，跟随着这支革命部队上了井冈山，却在井冈山当红军的时候走错了一步，后来被清理出队伍回到老家，但命运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他重新担任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的位置，可惜的是他没有把握机会，关键的时候又走错了一步，再一次陷入泥潭，成为一名可耻的叛徒，他虽然是活到了建国之后，却被公审就地正法，其曲折命运重大转折的故事的确令无数后人唏嘘。

当地人称为王逸涛山寨的地方

此人名叫王逸涛，四川叙永黄尼乡人，1921年曾在宜宾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随后入党，被组建派去黄埔军校深造，此时他的意志比较坚定，即便四一二事变爆发，敌人四处抓捕革命同志，他仍然丝毫不动摇信念，毅然随队伍加入了南昌起义队伍中，跟着大部队走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黄尼乡游击区

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纯洁这支革命队伍，使之更有战斗力，部队中开展了反流氓习气和军阀作风， 清除了一批地痞流氓和坏分子。 其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明确写着：“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王逸涛由于流氓习气，被清理出部队。结果，他跑回了四川老家叙永，拉起了一支武装，取名叫叙永游击队。

王逸涛的这支游击队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他凭借他的老家叙永黄尼附近有一个地势非常险要的山寨，远处看去，该山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孔，进入洞中，小小的洞口简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寨入口，只能容纳一个躬身进入。

此地位于叙永县城南面29公里处，场镇所在地俗名黄尼嘴，东连后山镇，南接分水镇，西临本县白腊苗族乡和云南省高田乡，北通两河镇，叙威公路纵贯全境。游击队成立后，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在川南一带产生较大的影响，敌人围剿起来非常困难，当地人称之为“王逸涛山寨”。

王逸涛山寨

“王逸涛山寨”内部

巧的是，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叙永，王逸涛一听昔日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都率领着部队到了自己的地盘，那自然是非常高兴，他闻讯，立即跑过来，与红军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并要求给予支援。此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也非常高兴，特地亲切接见了他，并告诉王逸涛“我们冲破了敌人的五次‘围剿’，从江西出发，经过湖南、贵州等地到四川，走了这么远的路，想不到在这里遇着你们，真是难得呀！”

“王逸涛山寨”入口

王逸涛申请组织回归队伍，领导不计前嫌，随后经过组织决定，留下一批重要干部和武器装备来组建这支红军游击队，由于王逸涛黄埔军校毕业军事才能较强，又曾经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资格是比较老的，于是，任命他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让他负责领兵作战。 同时，中央红军派给这支游击纵队一批重要性的骨干领导人，有特委书记兼政委徐策、副司令员曾春鉴、参谋长刘干臣、特派员龙厚生等。

政委徐策，字在明，学名纯德，湖北大冶大箕铺镇八流村人，他学生时代参加革命，早年领导农民暴动，先后担任红八军纵队政委、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副司令员曾春鉴湖南湘乡人，参加平江暴动参加红军，历任红五军七团排长、队长、连长、营长、团长、红三军团兴国补充师师长、后任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八团团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还有参谋长刘干臣、特派员龙厚生都是红军的团级干部。

红军游击纵队与地方武装合并后，队伍壮大了，指战员们精神振奋，士气倍增。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威信为中心，横戈跃马，纵横驰骋，积极打击与牵制敌人，创建地方政权，开辟红色区域。此时，在扎西集结的中央红军，出敌不意，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进入黔北。游击纵队在徐策的率领下为了迷惑敌人，配合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纵队竟牵制了数万尾追和拦截中央红军的川、滇军队主力，为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二渡赤水，回兵黔北，打下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的重大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迅速地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队伍，建立革命政权，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红星报》报道说：“川滇边游击队的活跃”，“接连打了两个胜仗，半个月内扩大了三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迷惑了敌人。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胜利，蒋介石和三省军阀视游击纵队为红军的一支主力，引起了敌人和地方各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不敢贸然入黔追击红军，于是他们联起手来，调集重兵进行“会剿”纵队，不让纵队在这一地区扎下根来。

面对敌人的围攻，红军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迂回转战，避实就虚，灵活穿插。战斗日益频繁，生活日益艰苦，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身为纵队司令员的王逸涛对前途悲观失望，在敌人的诱逼下，于1935年5月上旬在邓家坪叛变。

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游击纵队的内部情况和行踪，设下几道伏击封锁线。徐策率领红军游击纵队行至观音塘树林地带时，突然遭敌截击。徐策亲自督战，但纵队伤亡还是很大，战斗中，徐策也身负重伤，鲜血直流，警卫员及时把他背下山来。徐策当即指定余泽鸿代理他的职务。徐策因流血过多，已感到自己不行了，当他看到余泽鸿率队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时，便命令警卫人员说：“把我放下，快去追赶部队！……”滇军赶到后，将徐策残酷杀害。他牺牲时，年仅33岁。

接着，叛徒王逸涛对红军纵队的核心情报泄露出来，对我地下组织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尽管进行了快速的调整，但提出剿灭游击队的诸多“意见”，四处突击游击队交通站、救护所、安置处，到处率人捕杀川南地下党组织，使川南根据地陷入地震式毁灭。

在王逸涛的“向导”作用下，由于他对红军纵队的行军路线、作战方式、游击时的落脚点都非常熟悉，他经常带着别动队搜捕红军伤病员，亲自审讯被捕红军和地下党员，突袭红军联络站，向国民党驻军提供情报，配合“围剿”红军纵队，这给红军纵队带来巨大的威胁，“三省会剿”给纵队摧毁性打击，在这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之内，红军纵队纵队司令员、政委徐策、继任司令员政委余泽鸿、司令员刘干臣、副司令员曾春鉴]政委龙厚生及副政委张凤光、参谋长陈宏等先后全部壮烈牺牲。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害群之马的叛徒王逸涛，自然是没有好下场，1949年国庆期间，我解放军发出向西南进军号令，王逸涛接受毛人凤指示，企图建立西南“救国基地”，此后率领反动武装，并建立据点公然对抗，结果在我军清剿残敌中，走投无路的王逸涛于1950年抓捕归案，随后公审枪毙！得以告慰壮烈牺牲的红军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