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参加辛亥革命，当过红军军长，建国后唯一心愿是重回党的怀抱

1964年10月的一个深夜，北京西郊参事公寓里灯光未灭。胡公冕伏案疾书，他把一份厚厚的自述稿反复修改，字迹略显颤抖，却清晰写下七个大字——“请求恢复党籍”。外间北风呼啸，炭炉噼啪作响，他却顾不得添炭。有人敲门低声劝他休息，他摆摆手：“不急，这封信要赶在天亮前写好。”

往回推七十六年，1888年初冬，浙江永嘉一个靠山的小村庄诞下这个后来多舛的男婴。少年胡公冕家境贫寒，早上种田，夜里点豆油灯啃《千字文》。十三四岁时，他在岩头镇的小学教体操，白天领学生踢正步，夜晚夹着课本跑回家自学高小课程。那时他已经懂得，只有走出去，才能跳出祖辈的困境。

机会来得突然。1911年10月，辛亥革命风云突变，杭州随营学校的老排长冯炽在温州招兵。胡公冕二话不说跟着上了船，抵宁波后任教导团排长。师长黄郛、团长蒋介石，他在两位未来政坛要角身边打了几个月仗，虽官不大，却学会了现代军事操典，也积攒了人脉。

南北议和后队伍遣散，他回到杭州第一师范任体育教员。不到六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枪声传来，他在“五四”游行中结识李汉俊、陈望道等青年激进分子。1921年10月，经沈定一介绍，胡公冕成为那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党龄几乎与党同岁。

不到一年，他受组织派遣奔赴莫斯科学习。1922年归国，他暂以教书为掩护，在杭州一师发展工人夜校。1923年秋，国共合作启动，孙中山亲自批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胡公冕奉命进入国民党，成了“红色种子”，同时受邵力子、戴季陶邀约去改造许崇智部队。改造失败后，他转赴广州，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还受命去浙江招考黄埔军校学生。

这一阶段，他与蒋介石再度同事。黄埔军校开学时，他从普通办事员做到学兵司令，最得意的一笔是把曾在温州相识的胡宗南塞进备取生名单。谁也想不到，这位学生日后会成为国民党王牌，而胡公冕却要多次劝他“别再跟着老蒋走到底”。

1926年春，中山舰事件爆发，胡公冕敏锐察觉风向不对，马上向党组织示警。4月12日反革命政变令上海血流成河，胡公冕榜上有名，只得北上武汉投身张发奎部。南昌起义原计划由他带团参与，但他因滞留武汉错失时机。潮汕失利后，他在上海潜伏，1930年干脆回家乡温州筹建红色游击队。

为摆脱国民党通缉，他做了一件终生痛悔的事：在报纸上声明脱离共产党。初衷是“方便开展工作”，却导致组织关系中断。周恩来得知后既理解又批评，嘱咐他“先把事做成，再谈手续”。自此，他以“党外身份”行走江湖。

1930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指令，浙南红十三军在泰顺一座破祠堂里宣告成立，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最多时部队六千余人，攻占瑞安、青田，令国民党浙江当局焦头烂额。可惜浙南山区弹丸之地难敌四面合围，1932年春主力溃散，他利用黄埔旧识策动南京、杭州两处哗变，却被戴笠特务破坏。

同年4月，他在上海英租界遭叛徒出卖被捕，羁押三年十个月。蒋介石没有杀他，既念旧情，也想拉拢。顾祝同、陈果夫轮番做思想工作，无果。1936年2月，邵力子出面保释，他被软禁西安。几个月后西安事变，他重获自由，旋即投入抗战宣传，游走国共之间执行周恩来交办的统战任务。

抗战八年，他没有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一来时局复杂，二来他觉得“在哪都一样抗日”。1945年日本投降，他已年过半百，却没退场。1948年到1949年，周恩来四次委托他去西安、洛阳劝胡宗南起义。“公冕兄，你真要重走那条路？”胡宗南叹气；“此心不改。”胡公冕只回了五个字。策反终未成功，所幸两人仍保持私谊。

建国前夕，他因健康原因留在上海。1950年初受政务院邀请赴京，随后担任国务院参事。他对经济建设提出不少踏实建议，尤其关注山区水利和农村体育教育。可最放不下的依旧是党籍。1957年、1960年、1964年，他三次递交申请。1964年的那封信里，他反复自责：“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从共产主义战士退到普通爱国者，这是我终身之痛。”

“心愿简单，只求组织批准。”他对友人说完这句话，眼圈微红，却又立即咳嗽掩饰情绪。那年冬天申请未获批复，随后“文革”骤起，一切蒙上阴影。1979年6月30日，胡公冕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九十二岁。弥留之际还拉住护士的手低声嘱咐：“快告诉组织，我还在等。”

1984年1月18日，国家机关党委下达批文，同意追认胡公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两个月后，八宝山公墓春寒料峭，他的骨灰罐落入松柏环抱的墓穴。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等送来花圈，邓颖超也托人献上一束白菊。悼词里简短一句：“胡公冕同志，一生鞠躬尽瘁，虽失联系，初心未改。”

从辛亥革命排长，到红十三军军长，再到新中国的国务院参事，胡公冕在六十多年风雷激荡中走出一条曲折的小路。道路转弯处，他做过自我辩护的选择，也付出沉重代价。可那封深夜赶写的申请书说明，一个人可以离队伍很远，却一直把队旗当作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