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反而陷入更大危机，毛主席：准备新长征

1936年1月11日，陕北瓦窑堡的夜色格外沉。油灯下，毛主席把一张略显陈旧的西北军政地图摊开，轻声对身旁的彭德怀说：“看样子，我们又得动一动。”一句话，让屋里几个人都沉默了。就在三个月前，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会师，外界以为危局已解，可真正的难题这才浮出水面。

长征结束时，中央红军不足七千人。为了生存，只能在甘南、陕北间艰难穿插。9月哈达铺那张《大公报》，带来陕北根据地仍存的消息，于是部队掉头北进。吴起镇会师时，三支主力总数回到三万左右，看似力量膨胀，但粮、枪、弹全都紧张，且周围十七路军、东北军、井岳秀、高桂滋各占一隅，真正属于红军的，仅保安、安塞、瓦窑堡三角地带。

蒋介石很快看出症结。他在西安设“剿共”总司令部自任司令，表面给张学良副司令的头衔，实则集中中央军十七万人，准备一口吃掉陕甘苏区。东北军、十七路军夹在红军和中央军之间，稍有不慎便可能擦枪走火。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便闻到被围歼的火药味。

更棘手的是西路军的问题。宁夏战役原本旨在打通苏联援助通道，但河西走廊的恶战中，西路军被迫孤军深入，渡河口被中央军夺占，东岸部队也被压缩到盐池、定边一线，弹药见底，士气低落。毛主席判断，若硬守不退，三个月内可能出现新的红军覆灭。

1月中旬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央摆出两条路：向东穿黄河进入山西，再转河南、陕南；或向南入甘南，再折返洛川、延安。一年后再回陕北——两条都是“再长征”式机动。张闻天忧心忡忡：“再走一次，中央军可不是地方军阀，代价难以想象。”屋里空气一下凝固。

这时，一封加急密信送到。张学良托人带话：“能否暂缓行动，两个月后当有转机。”毛主席笑了笑：“看来，这个少帅想赌一把。”其实，东北军连续三次被红军歼灭半个师，张学良深知硬拼不是办法；他更想借联手抗日稳住兵心。中央决定，再观望六十天。

2月与3月，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前哨摩擦屡见不鲜，却始终未升级为大规模交火。张学良暗中下令“只守不攻”，为此还演了一出“占点交差”，让部下象征性进驻几处空村，拍了照片报南京。蒋介石半信半疑，却仍按计划向陕北加派部队。局势缓和不到表面，紧张反而在加剧。

3月下旬，莫斯科方面复电同意继续援华，但条件是必须打开外蒙古路线，并确保宁夏战役再次发动。中央权衡再三，仍决定筹备西进。彭德怀提出：“部队可以分批出动，避免再陷孤军。”毛主席点头，却补了一句：“要有最坏打算，随时准备新的长征。”

4月初，陕北已现春寒料峭。一次作战会议上，徐向前突然收到西路军溃散的电报。寥寥数字，读得人心头发紧。毛主席沉默许久，才说：“宁夏打不成了，我们得先保住自己。”随后一道命令发出：停止西进，集中兵力巩固陕北，等待政治局势突变。

突变很快出现。5月，张学良加紧与中共联络，暗示若南京再逼迫，他“自有办法”。几句试探，让中央看见新曙光。7月，毛主席向高级干部分析：“如果少帅、杨虎城真敢动手，蒋介石的陕西部署就得抽空，我们不必再跑。”那天晚饭后，他在窑洞外踱步，抬头望北斗星，轻声道：“准备，可别松劲。”

12月12日清晨，消息传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三十万中央军一夜失控。瓦窑堡里爆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毛主席却摆摆手：“形势翻了，但要稳。”随后派周恩来赴西安调解，迅速把“内战”话题转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周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改组西北“剿总”，对红军的包围取消，新的长征计划被束之高阁。

会师陕北后的危机，终因西安事变而化解。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只说了一句平实的话：“人在绝境时，眼不能光盯着脚下那条小路，还得抬头找天边的缝。”三支主力得以保存，也正是因为在最暗的夜里，看准了那道微弱却真实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