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初的一个深夜,华山路市政府旧楼的灯还亮着。陈毅掀开文件袋,十几张薄纸铺在桌面,每张都写着一位上海滩人物的身家、来历、罪行。黄浦江畔刚刚安静不到半个月,维持治安、清理流氓帮派迫在眉睫,公安局送来的黑帮名单不断加码,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名单排到第四行,出现“顾竹轩”三字。负责报送材料的副市长抬头试探:“这位是‘江北大亨’,当年血腥追捕我们的人,怎么处置?”陈毅摇了摇头:“慢一点,这个人先按下。”声音不高,却把会议室里的铅笔声、翻纸声全压了下去。
回到1920年代,青帮在上海盘根错节。顾竹轩原是盐城穷小子,十七八岁拉黄包车讨生活,袖子管上全是油灰。德商“飞星”车行老板信得过他,把车队交给这位“顾四哥”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走了,顾竹轩接过车行产权,一脚踏进资本与黑帮交织的旋涡。场面大了,兄弟多了,“苏北大亨”的名头也随之而来。
有意思的是,他入青帮时辈分还压了杜月笙一头——刘登阶给他赐“通”字,按江湖规矩,比杜月笙的“悟”字高半辈。靠着这种面子,他很快在闸北、北四川路一带广收门徒,车夫、小贩、巡捕、茶楼老板都给他销账。数年间,手下破万,香堂香火旺得像集市。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大开杀戒。顾竹轩奉了黄金荣、张啸林之命,调黄包车车队堵路、抓人,搞得工人夜里不敢出门,街头巷尾皆是血腥气。那一桩桩旧账,被很多共产党人记在心头。文件袋里也明确写着:顾某“残害革命志士,罪责难逃”。
抗日战争汹汹而至,风向却发生微妙变化。日本人攻陷上海租界外围后,青帮诸头目面临生死抉择:当汉奸还是保命?黄金荣被逼得抬不起头,张啸林干脆投敌,最终死于暗杀。顾竹轩却来了一招“缩壳乌龟”——关门停堂,不给日伪当旗号,也不再大肆敛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苏北同乡许多家眷逃难,他捐米、借船,护送平民过江。对青帮而言,这算稀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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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3年,新四军东进需要在城市里安插交通站。顾竹轩的小儿子顾乃丰在皖南参军,替部队牵线搭桥。顾竹轩索性把在苏北、闸北的仓库开了后门,让新四军转运药品、棉布。文件袋里列出十一条证据,显示他暗中帮助抗日力量。材料最末,还附一封1944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简报:“顾竹轩出资五百两黄金,助修濡须河口堤坝。”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这一手不算小。
回到1949年的案头,副市长仍觉得心里别扭:“罪与功混在一起,怎么拿捏?”陈毅把笔帽扣好,语气放缓:“人不是木头桩子,会变。咱们要看转折。”短短一句,算半指示、半判断。
几天后,陈毅带着市公安局负责人登门。租界老房外墙已被雨水浸得发黑,顾竹轩拄着拐杖迎出来,手有些抖,嘴上却说得客气:“陈市长大驾光临,蓬荜生辉。”两人握手不到三秒。陈毅随口一句:“腿脚还疼吗?”顾竹轩愣了愣,回道:“旧伤,无碍。”这一问一答,屋里紧张的空气松了些。对话只持续片刻,就被沏茶声掩过去。
这场拜访持续半小时,外界只知道市长对一位青帮首领“宽大”。事后,有基层干部议论:“是不是太便宜他了?”另一人甩甩手:“组织自有考量,不必多猜。”短短几个字,道出当时复杂、敏感的权衡。
处理意见很快下达:顾竹轩交出枪支、仓库钥匙,遣散残余香堂成员,并参加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以观察身份。这个方案既非揭过去一笔抹杀,也非敷衍了事——软硬兼施,稳住了大后方,也给暗线同盟者看见新政府的胸怀。
1949年8月,首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福州路大礼堂召开,超过七百名代表席地而坐。会场里,许多老工人第一次和商界巨擘平起平坐,场面颇具象征意味。列席嘉宾名单上出现“顾竹轩”三字,一家报纸用了小字号报道:“曾经的江北大亨,今日端坐观礼。”没有额外评价,却足够耐人寻味。
顾竹轩晚年行事愈发低调,开始学习国语拼音,硬是在六十岁过后练出一手刚劲毛笔字。他对友人说:“往日荒唐,讲不得;今后能干点实事就好。”口气平常,却能听出几分悔意。1951年镇反运动开展,他主动向公安部门交代旧案,把1927年抓捕参照名单、地点一条条陈述。由于坦白及时,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处理从宽”,予以管制而不逮捕。
诡谲的江湖终究随时代退场。黄金荣在上海解放前悄然病故,张啸林死于1940年,杜月笙定居香港后难返故土。曾与他们齐名的顾竹轩,则在1958年因脑溢血离世,终年七十岁。他留下的遗嘱只有一句:“愿家人好好做人,莫再走歪道。”几个孙辈把纸条收入木匣,没有再提江湖往事。
复盘那份深夜名单,不难发现:新政权落地的头两年,“杀”与“留”的尺度并非简单对错,而是一盘复杂的棋。顾竹轩被保留下来,并不是对“四一二”旧债的抹白,而是着眼于当时上海三百万工人、百万商贩的稳定。换句话讲,如果一味“快刀”,整个城市恐怕会陷入连串报复、恐慌。陈毅那句“动不得”,体现的正是这种利害权衡。
现代史研究者常提到“革命与建设的接续”,上海的治安整饬即是一例。顾竹轩事件让无数观望者看到:共产党在原则与政策之间并非板着脸,而是根据对象的历史轨迹、现实作用来下棋。如此一来,既树立了法度,也展示了弹性。对于战后废墟上的上海而言,这份弹性比单纯的强硬更为可贵。
时针拨回到1949年那个深夜,华山路的灯最终熄灭,文件袋被陈毅锁进抽屉。街角的铃声此起彼伏,夜色包裹了这座刚经历战火的城市。那一句“动不得”,从此留在史料里,也留在众多老上海人口口相传的烟火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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