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下旬,江西庐山细雨蒙蒙,蒋介石在牯岭别墅里签下了一份绝密调令:将押在湖南的张学良继续西迁。武汉保卫战已进入尾声,日军逼近长沙,湖南显然不再安全,“少帅”必须再往深山腹地躲一躲。两天后,军统局便沿湘西、黔东勾画出一条曲折迁移线,一支由十几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悄悄驶向湘西。
刚入初秋,山路泥泞。车轮碾过碎石,车厢里却异常安静。张学良靠在厚重的防弹车座上,没有多话。他读着最新送来的《中央日报》,纸面还残留油墨味。日军攻陷黄陂、汉阳的电文触目惊心,他轻轻叹气:“若能握兵权,此刻当在前线。”一句话出口,随行的刘乙光抬了抬头,却没接话。运输任务摆在面前,他不愿讨论前线。
前几天穿越长沙、湘潭时,人流如潮,挑担背筐的难民挤满路旁;越往西,人影稀疏。车队驶出沅陵的一段土岭,全体突然被一幕血腥景象堵住——灌木丛里躺着一家四口,衣服被扒光,血迹斑驳。张学良下车,眉头擰成一线:“匪患真到这种地步?”他招手叫来宪兵连长,命令就地掩埋并立木标。临上车,他低声对刘乙光说:“要真撞见匪徒,子弹别省。”不到两句对话,却让押送人员紧张起来,一辆卡车当场改装,重机枪铁管直指左右山谷。
有意思的是,湘西匪患并非临时冒头。麻阳县县长接待车队歇脚时打破沉默:“从同治年间剿到今天,山里匪号越剿越多,官兵全靠借宿老百姓锅灶。”他说这话时苦笑着摊手,连帽沿都懒得扶正。张学良没回答。他行伍出身,深知清剿不是只靠火力压制就能解决,山险人穷,仇怨盘结百年,哪是几个营能平定的。
车队每天蜗行四五十公里,日出赶路,夜里宿营。张学良能吃苦,于凤至却扛不住。她出身天津卫的名门,膳食讲究,如今风餐露宿还胸闷疼痛。张学良虽被囚禁,但夫妻情深,每到宿营必先探妻子病情,再去接受军统安排。有时夜深,他会拨开车窗帘看看天,月亮嵌在山口,远处偶尔传来山鹰叫,他却无兵无将,只能握紧拳头。
9月25日,车队跨过舞阳河大桥,正式进入贵州黄平县境内。山风比湘西凉,可大家精神反而放松不少,因为一路情报显示黔东土匪势力较弱。刘乙光拍拍尘土,笑着通知:“再走两天就能到贵阳,请各位忍一忍。”张学良点头,却抬手示意先在县城歇脚。他想让妻子睡个囫囵觉,也想透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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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街巷逼仄,却热闹。挑担小贩喊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杂炭火味和竹笛声。张学良带着副官逛到一间专卖红心地瓜的小铺,门口草编筐里堆满拳头大的瓜块,皮薄肉嫩。年过而立的掌柜一见来客,笑得眼睛眯成缝:“官人尝尝,黄平地瓜出山口就变味。”张学良捻起一个,用袖子蹭了蹭皮,咬下一口,甜味几乎立刻漫过舌尖。他抹嘴大笑:“这地瓜比苹果强!”一句朴实感叹,让随行士兵放下拘谨,纷纷掏铜板。许建业干脆砍价买了几百斤,半卡车全塞满,离开时还留了一句玩笑:“少帅害我们超载喽!”
地瓜之外,黄平还有洞箫。一家竹器铺门面不大,却挂得满墙光滑竹管。张学良挑了一支“雌箫”又挑一支“雄箫”,手腕一转,竹身在灯下泛出温润光泽。他说母亲赵一荻擅吹箫,幼年最爱在沈阳四合院的廊下听那悠长音色。副官凑上前调侃:“将军若学成,以后软禁日子也不寂寞。”张学良哈哈,应声却是一句玩笑:“先练出调再说。”
黄平停留不到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拂晓就拔营。山路盘旋向北,经过开阳、修文一线。10月1日下午,车队抵达贵阳北六十公里外的龙岗山。龙岗山上松林遍布,山腰一处两进砖木小院被改成“特级看守所”。院外三层岗哨,电网、铁丝网俱全,这里将成为张学良接下来几年“家与牢”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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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只知少帅被押至黔地,却不清楚内部情形。实际上,在龙岗山,张学良还有几个“特权”——每日可读报,可练书法,也能吹那支洞箫。晚饭后,他时常站在廊下,箫声断断续续飘向山谷,守卫没文化,倒也听个新鲜。时间久了,就连执行看押任务的宪兵也会悄悄问:“将军,教我两指节奏行不?”气氛颇为微妙。
1940年起,军统又把他辗转息烽、桐梓等地。但不管搬到哪,一车地瓜似乎成了惯例。押送士兵说,少帅每到一处,总要先问“附近可有甜瓜薯?”或许在漫长幽禁岁月里,那场黄平偶遇给他留下了某种味觉慰藉。1946年冬,他被转重庆,再赴台湾;1990年,他已89岁,方获自由,远赴美国。本以为权力与疆场是生命主轴,最后陪伴他的,却是洞箫声以及那句随口而出的评价——“这地瓜比苹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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