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转移到贵州，遇见地瓜铺，尝了一个，说：这地瓜比苹果强

1938年8月下旬，江西庐山细雨蒙蒙，蒋介石在牯岭别墅里签下了一份绝密调令：将押在湖南的张学良继续西迁。武汉保卫战已进入尾声，日军逼近长沙，湖南显然不再安全，“少帅”必须再往深山腹地躲一躲。两天后，军统局便沿湘西、黔东勾画出一条曲折迁移线，一支由十几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悄悄驶向湘西。

刚入初秋，山路泥泞。车轮碾过碎石，车厢里却异常安静。张学良靠在厚重的防弹车座上，没有多话。他读着最新送来的《中央日报》，纸面还残留油墨味。日军攻陷黄陂、汉阳的电文触目惊心，他轻轻叹气：“若能握兵权，此刻当在前线。”一句话出口，随行的刘乙光抬了抬头，却没接话。运输任务摆在面前，他不愿讨论前线。

前几天穿越长沙、湘潭时，人流如潮，挑担背筐的难民挤满路旁；越往西，人影稀疏。车队驶出沅陵的一段土岭，全体突然被一幕血腥景象堵住——灌木丛里躺着一家四口，衣服被扒光，血迹斑驳。张学良下车，眉头擰成一线：“匪患真到这种地步？”他招手叫来宪兵连长，命令就地掩埋并立木标。临上车，他低声对刘乙光说：“要真撞见匪徒，子弹别省。”不到两句对话，却让押送人员紧张起来，一辆卡车当场改装，重机枪铁管直指左右山谷。

有意思的是，湘西匪患并非临时冒头。麻阳县县长接待车队歇脚时打破沉默：“从同治年间剿到今天，山里匪号越剿越多，官兵全靠借宿老百姓锅灶。”他说这话时苦笑着摊手，连帽沿都懒得扶正。张学良没回答。他行伍出身，深知清剿不是只靠火力压制就能解决，山险人穷，仇怨盘结百年，哪是几个营能平定的。

车队每天蜗行四五十公里，日出赶路，夜里宿营。张学良能吃苦，于凤至却扛不住。她出身天津卫的名门，膳食讲究，如今风餐露宿还胸闷疼痛。张学良虽被囚禁，但夫妻情深，每到宿营必先探妻子病情，再去接受军统安排。有时夜深，他会拨开车窗帘看看天，月亮嵌在山口，远处偶尔传来山鹰叫，他却无兵无将，只能握紧拳头。

9月25日，车队跨过舞阳河大桥，正式进入贵州黄平县境内。山风比湘西凉，可大家精神反而放松不少，因为一路情报显示黔东土匪势力较弱。刘乙光拍拍尘土，笑着通知：“再走两天就能到贵阳，请各位忍一忍。”张学良点头，却抬手示意先在县城歇脚。他想让妻子睡个囫囵觉，也想透口气。

黄平街巷逼仄，却热闹。挑担小贩喊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杂炭火味和竹笛声。张学良带着副官逛到一间专卖红心地瓜的小铺，门口草编筐里堆满拳头大的瓜块，皮薄肉嫩。年过而立的掌柜一见来客，笑得眼睛眯成缝：“官人尝尝，黄平地瓜出山口就变味。”张学良捻起一个，用袖子蹭了蹭皮，咬下一口，甜味几乎立刻漫过舌尖。他抹嘴大笑：“这地瓜比苹果强！”一句朴实感叹，让随行士兵放下拘谨，纷纷掏铜板。许建业干脆砍价买了几百斤，半卡车全塞满，离开时还留了一句玩笑：“少帅害我们超载喽！”

地瓜之外，黄平还有洞箫。一家竹器铺门面不大，却挂得满墙光滑竹管。张学良挑了一支“雌箫”又挑一支“雄箫”，手腕一转，竹身在灯下泛出温润光泽。他说母亲赵一荻擅吹箫，幼年最爱在沈阳四合院的廊下听那悠长音色。副官凑上前调侃：“将军若学成，以后软禁日子也不寂寞。”张学良哈哈，应声却是一句玩笑：“先练出调再说。”

黄平停留不到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拂晓就拔营。山路盘旋向北，经过开阳、修文一线。10月1日下午，车队抵达贵阳北六十公里外的龙岗山。龙岗山上松林遍布，山腰一处两进砖木小院被改成“特级看守所”。院外三层岗哨，电网、铁丝网俱全，这里将成为张学良接下来几年“家与牢”的混合体。

外界只知少帅被押至黔地，却不清楚内部情形。实际上，在龙岗山，张学良还有几个“特权”——每日可读报，可练书法，也能吹那支洞箫。晚饭后，他时常站在廊下，箫声断断续续飘向山谷，守卫没文化，倒也听个新鲜。时间久了，就连执行看押任务的宪兵也会悄悄问：“将军，教我两指节奏行不？”气氛颇为微妙。

1940年起，军统又把他辗转息烽、桐梓等地。但不管搬到哪，一车地瓜似乎成了惯例。押送士兵说，少帅每到一处，总要先问“附近可有甜瓜薯？”或许在漫长幽禁岁月里，那场黄平偶遇给他留下了某种味觉慰藉。1946年冬，他被转重庆，再赴台湾；1990年，他已89岁，方获自由，远赴美国。本以为权力与疆场是生命主轴，最后陪伴他的，却是洞箫声以及那句随口而出的评价——“这地瓜比苹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