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北京玉泉山上蝉声不断。中央开完会,几位首长还没走远,就听到刘亚楼一句硬邦邦的话:“翻译,一个也不能动!”面对铺天盖地的“抓速度”口号,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旁人只觉得这位空军司令员过于倔强,却很少有人记得,早在九年前,他刚被“拉进”航空领域时,同样是这股愣劲让一支全新的兵种脱胎而出。
话要从1949年6月说起。那天清晨,延庆方向的薄雾刚散,刘亚楼被通知赶往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坐在长椅上,语气淡淡:“让你负责空军,可行吗?”一句话让刘亚楼差点脱口而出“不行”,他确实只学过陆军。毛泽东笑了笑:“正因为不行,才要你去行。”这段短促的对话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被硬拉上马,还得立刻会骑”。
8月1日,十四兵团机关进京待编。与此同时,刘亚楼、王弼飞赴莫斯科,就援建细节与苏联代表团谈了整整两个月。那一次,他发现对方对中国的需求既好奇又谨慎,“要飞机也要飞行员,最好一起培养”,苏方代表的话点醒了他:没有大批懂技术的人,装备再多也没用。
10月7日返京,他把谈判细节分门别类写成三十多页报告,周恩来连夜看完,称赞“数据翔实,办法可行”。毛泽东听罢,只嘱咐一句:“缺什么就要什么,先干起来。”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正式任命下达;11月11日,司令部挂牌。至此,两千余名陆军干部穿上了蓝灰色军服,开始重新学习风速、气象和引擎。
新部队刚一成形就被推入战火。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事升级。空4师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驻丹东,边练边打。第一仗击伤美机一架,所有人都惊喜交加。刘亚楼却只说了一句:“别骄傲,天上比地上难多了。”随后,他亲赴前线,同飞行员一起推敲战术,雷达值班表翻得皱巴巴。年底,总结材料用掉整整三箱蜡纸,“机动、分波段、饱和攻击”这些新概念就是在那时成形。
朝鲜停战后,空军并没迎来喘息。1954年至1955年,东南沿海空战骤然频密,国民党空军常绕经台湾海峡北段突袭。刘亚楼坐镇指挥所,同值班员一道盯着屏幕上的绿光,嗓子喊哑是常事。一次深夜,他突然把耳机摘下:“我们自己的雷达还不够灵,得再快一点。”第二天就批示扩建雷达站,参数抠到厘米。他这种较真,在当时却被一些人讥为“慢性子”。
真正的风浪出现在1958年。中苏关系急转直下,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撤离,遗下大批俄文资料和上百名翻译。其他单位纷纷让译员“转业”或“改行”,空军后勤部也拟了名单。刘亚楼一看就急了,他在会上拍桌子:“专家走了,资料还在。没有人看得懂就是废纸。”有人反驳“形势紧迫”,他声音拔高,“更紧迫就更不能砍!”这番话很快传到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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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中南海小会议室里火药味十足。毛泽东面色严肃:“听说空军不让动翻译,中央意见都不执行?”刘亚楼立正:“主席,我是按科学办事。”毛泽东轻叹一声:“全世界就你最懂科学?”短短数语,气氛僵住。会议草草结束,两人没有握手。走出门,刘亚楼对身边参谋低声说:“有理,心不慌。”
外界一度猜测他是否要受处分。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几天后,军委秘书处传达指示:“空军翻译队伍维持原状,后续发展由空军自定。”简单一句话,几乎相当于“空军我说了算”的官方确认。刘亚楼并未趁势张扬,反而悄悄为译员们增设英语、德语班,还拨款添置词典、磁带机。后来证明,他留下的这些人,为国产飞机资料整理、外语教材编译作出重大贡献。
1964年11月,刘亚楼带病主持最后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会上,他点名批评了几份粗糙的译稿,又反复强调“要尊重数据,尊重原文”。说到一半,他剧烈咳嗽,却不让人扶。会后他留下一句话:“空军的路还长,先把字典翻厚再说。”在场人员默默地把这句话记进笔记本。
1965年5月7日凌晨,上海长征医院灯光通明。55岁的刘亚楼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病榻旁,毛泽东前两天写来的短笺仍放在枕边,上面寥寥几字:“静养,勿念公务。”周恩来得知噩耗,沉默良久,只嘱人即刻转告空军各部:继续执行既定训练计划,不得停顿。
至此,一位把陆军底子硬生生“飞”成空军脊梁的开创者谢幕。他留下的指令本、作战图和那些被翻到卷边的外文手册,如今依旧陈列在空军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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