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胡乔木癌症扩散，拉着妻子的手说：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1991年8月12日清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寂静的走廊里，一位身形清瘦的老人正抱着厚厚一摞书稿往病房里挪动。护士轻声提醒他注意身体，他却只摆了摆手。躺回病床后，他把稿纸递给陪护的老伴李桂英：“我要赶在九十岁前，把这些全理顺。”一句看似平淡的话，道出了老人对自己余生的全部安排。老人的名字叫胡乔木。

外人不太明白，到了八十岁高龄，为何还要给自己定下如此紧迫的目标。答案藏在他与毛泽东长达二十多年的共事中，也藏在他对党史那份近乎执拗的责任感里。胡乔木始终惦记着尚未动笔的《毛泽东工作纪事》，那便是他口中“未了的心愿”。

回溯到1982年夏天，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突如其来。彼时胡乔木正在青岛疗养，海风带不走他的焦虑。得知消息当晚，他连夜北上。两天后，《警惕军国主义的逻辑》见诸报端，文锋犀利，事实精准，让对岸的右翼舆论一时间噤声。文章落款仅三个字，却足以让熟悉延安旧事的人会心而笑——“胡乔木”。那一年，他七十岁，神经衰弱多年，仍坚持亲自撰稿、亲自校对，只因知道自己是少数能把复杂史料写得既严格又生动的人。

要理解这种自觉，还得把目光拉到更早。1912年6月1日，江苏盐城一户书香人家迎来长子，父亲取名“鼎新”，寄望他能“革故鼎新”。少年时期的胡鼎新在清华、浙大辗转求学，成绩拔尖，却因频繁参加进步活动被校方开除。1932年秋，他在盐城宣誓入党。五年后，他踏上延安窑洞的土坡，将姓名改作“胡乔木”——取自《诗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寓意人生的新坐标。

延安岁月改变了他的轨迹。1941年初，王若飞代中央通知他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胡乔木一度婉拒，坦言“没有经验”，终被劝服。第一次领到写作任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那篇《苏必胜，德必败》。胡乔木仅用一个小时写就初稿，毛泽东审阅后只动了几处标点便署名发表。这一刻，两人彼此确认：秘书选对了，笔杆子找准了方向。

以后的故事并不轻松。日复一日的资料堆积，夜以继日的改稿推敲，让他在四十多岁时便深陷神经衰弱。1961年5月，北京会议结束，他向邓小平请假休养，实际就此离开了毛泽东身边。杭州西子湖畔的短暂修养没能根治旧疾，却让他得以站在另一条战线思考问题。1975年，他奉命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8年，他参与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988年，又被推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肩负统领全国党史编纂的重任。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党史有多少空白仍需填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定稿前后，他几乎每日守在办公室。会客时，他常说：“不把历史琢磨透，后人看什么？”作品出版当天，他却因为癌细胞扩散不得不住院。病房里，他继续批改书稿，红蓝铅笔轮番上阵，纸页边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延伸到最后一行。

1992年盛夏，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建议尽量减少用脑，他没答应。一天深夜，他握着李桂英的手，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把主席工作过的那些细节，写出来给大家看。”这句话成为他公开可查的最后一次谈及写作计划。9月28日凌晨，呼吸渐弱的老人闭上了眼睛，享年八十岁。书桌上摊开的草稿停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几个字后，再无续篇。

胡乔木没能活到自己盼望的九十岁，也未能亲自完成那本关于毛泽东日常工作的详细记述。但在有限的时光里，他留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及上千万字的日记、批注，为后来的党史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坐标。今天再翻那些手稿，红笔圈画的痕迹仍像电流一样密集，能感觉到作者伏案时的急促呼吸与专注目光。

1992年的病榻对话虽短，却揭示了胡乔木精神世界的核心：文字不仅是记录，更是肩头责任。纵使癌症扩散，他仍想把尚未完成的部分继续写下去。这份未竟的心愿，成了他一生最朴素也最执拗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