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刘亚楼病重之际，嘱托了妻子三件事，翟云英：我一定替你办到

1986年仲春，一封带着莫斯科邮戳的信静静躺在北京的一幢旧楼信箱里。翟云英拆开信封时，手不自觉地颤了两下——陌生的俄文笔迹，却提到了一个久违的称呼：“塔玛拉，我在找我的姑姑。”那一刻，她脑海里翻涌起二十一年前病榻前的嘱托。

1965年6月6日晚，上海长海医院病房灯光昏暗。刘亚楼躺在病床上，呼吸短促却思路清晰，他费力地拉住妻子的手，小声说了三件事。声音几乎听不见，却掷地有声：“把孩子带大；替我尽孝；一定要帮安娜找到亲人。”翟云英点头，泪水在眼眶打转，只回了一句：“放心，我一定替你办到。”

两天后，55岁的空军司令员与世长辞。讣告上只有寥寥数语：革命家、开国将领、歼-5首飞的幕后推手。家属区的邻居却都知道，这位将军临终最大的牵挂不是勋章，而是家里那位脊背佝偻、俄语口音浓重的老夫人——安娜。

把时钟拨回1945年冬。苏联军列自哈巴罗夫斯克驶入旅顺口，刘亚楼作为联络官同车抵达大连。韩光看着许久未见的老战友，眨了眨眼：“晚上别安排别的，去王西萍家，我给你介绍个人。”当晚，大雪没过脚踝，屋里却暖得很——一位18岁的东北姑娘端着热茶，脸颊染红，她的俄文名字叫塔玛拉。刘亚楼35岁，眉宇之间依旧锋利，可在姑娘面前却只剩一句生硬的开场白：“你好，翟云英同志。”

没多久，参谋部飞来一道急电：刘亚楼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即刻赴前线。动身前，婚事仓促敲定。安娜原本反对，嫌女儿年纪小，但当刘亚楼用流利俄语喊出“妈妈莎”时，老人家眼眶湿了。罗荣桓审查了护照、出身证明，很快批示同意。1947年5月1日，大连市政府礼堂里，韩光主持了一场不收礼金的婚礼。新郎悄悄把一只小巧银色坤表塞进新娘手心：“时间会见证。”

此后八年，东野三下江南，辽沈、平津、衡宝……战场迁徒与军令往来，让这个小家常年处在分离状态。安娜带着外孙在哈尔滨生活，偶尔站在凛冽寒风里，望着北去的列车自言自语：“等打完仗，我就能回喀山看看。”谁也没想到，这一等便是半个世纪。

1949年7月，中央决定组团赴苏洽谈空军援建。翟云英鼓起勇气开口：“能不能带着妈妈一起去？她想找哥哥。”刘亚楼沉吟，摇头：“这趟公差，私人事不好开口。”安娜没吭声，只是把一枚旧相片轻轻塞给女儿——全家人的合影，拍摄于1929年喀山郊外。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批了“特殊情况，可随行”六个字。飞机降落莫斯科，翟云英隔着舷窗遥望陌生而熟悉的城市，却终究没有提出探亲的申请——丈夫正与苏联空军谈判图纸、学员名额，任何私事都显得渺小。

转眼进入六十年代，中苏矛盾渐起。安娜望着短波收音机发呆，寻亲的念头被反复搁置。1964年8月，刘亚楼出访罗马尼亚归来，咳嗽不断。医生诊断为肺部恶性病变。中央紧急指示停职治疗，毛泽东亲笔慰问：“一定要养病，听医嘱。”可他依旧在病床上修改空军训练大纲。

将军谢世后，翟云英守着两个孩子、赡养年迈的公公，又要照顾母亲安娜。她调到空军后勤部门，薪水有限，常常夜里缝补旧衣服。亲友劝她再婚，她笑着摆手：“我还有事没完成。”

等到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回暖，翟云英写下那封寄往苏联红十字会的求助信：仅有三页，一张合影复印件。几经辗转，1986年的春风把回信送到她面前。柯利克·弗拉基米尔说，照片里那位年轻的工厂女工是他的母亲的妹妹。

确认身份后，双方又往来多封信件。安娜望着相片里的白发嫂子，哭得像个孩子。遗憾的是，两国间手续繁复，九旬高龄的她已难远行。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空军政治部批示，同意接待安娜的外甥一行。

那年秋天，北京机场。柯利克快步冲出通道，一句俄语脱口而出：“姑姑！”安娜坐在轮椅上，干瘦的手颤抖着抚摸外甥的脸，泪珠不停滚落。旁人不懂俄文，也能读懂团聚的激动。

亲人们在京停留十天，白天逛故宫、颐和园，晚上围坐炕桌，照片铺了一床。柯利克指着空军军徽，认真地说：“舅父用一生守护了这个国家，我们为他骄傲。”

返苏前，翟云英托表哥带回母亲准备的小木雕、一方绣帕。她嘱咐：“替妈妈给外公外婆上坟。”1990年1月5日，94岁的安娜在睡梦中安静离世。消息传到喀山，柯利克一家放下电话良久无语。

1991年4月5日，北京微风带着新绿。翟云英踏上八宝山石阶，肩上披着丈量不出的思念。她在墓前低声说：“亚楼，孩子都成家立业，您父亲走得安详，安娜妈妈也见到亲人。三件事，全都办妥了。”石阶下春光正好，轻风拂过墓园军旗，仿佛有人在欣慰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