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清晨,广州初露晨曦。刚刚担任第四野战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叶剑英忙着接收城防,忽然听见一名机要参谋提到“周田村有位叶母,孤身多年”。这句似是而非的口信挑动了他的神经:周田村?那里正是叶挺少年求学、后来又与黄春结婚的地方。战事繁重,他却立刻让人去核实。
叶挺早在三年前的空难中罹难,噩耗传来时,延安悼堂烛火昼夜不息。可军中多半记得的是烈士遗孀李秀文,对第一任夫人黄春却知之甚少。叶剑英与叶挺同为广东客家人,私交极深。两人曾在1925年肇庆军校操场上促膝长谈,对“北伐路线图”争得面红耳赤,感情却愈加笃厚。也因此,听到黄春的名字,他心里一沉:兄长已去,家事不能再耽搁。
黄春比叶挺小两岁,1901年生。1920年前后,两人依父母之命结缡,算不得情投意合。叶挺赴苏联深造时,她留守乡里,十年夫妻,只同床三四寒暑。后来叶挺返粤与李秀文相识相恋,按照当时的说法,“旧式婚姻自请解散”,黄春默默签下休书。一别二十余载,她没有改嫁,只在家乡庵堂里吃斋念佛,还帮乡民缝补军衣。
抗战后期,周田村成了东江纵队的秘密交通点。山路崎岖,日本宪兵时常搜山,黄春却执意夜里给游击队送粥送水。一次敌军突然逼近,她把叶挺留给她的一支勃朗宁手枪塞进稻草垛,转身就去敲佛钟掩护哨兵脱险。日伪军没想到“尼姑”也敢耍枪,只当她疯癫,草草散去。此事传到香港地下党,他们说老佛爷“面冷心热,义气十足”。
广州解放后的第三天,调查小组把资料递到叶剑英案头:黄春,现年48岁,孤身无嗣,庵堂失修。叶剑英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她在抗战时期捐米、护枪的记录,再想到叶挺在重庆渣滓洞的苦难岁月,感慨不已。他当即批示:“此人为叶挺烈士前妻,曾支援游击队。请当地政府妥善安置,生活费每月按军属标准双倍发放,可随身体状况安排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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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发出后,省民政厅派人前往周田村。黄春以为进城干部要征收庵堂,正准备交钥匙,没想到工作人员恭敬作揖,“叶参谋长特来问候,您有任何需要尽管提”。她愣在原地半晌,低声念出两个字:“希夷……”那是叶挺的字。旁人听不懂,她却眼圈通红。
有意思的是,黄春并没有照章入住广州干部宿舍。她挑了间背山面水的小屋,继续晨钟暮鼓,只是每月从邮局收到一叠崭新的钞票。邻里问她要不要添置新衣,她摆摆手:“够吃就好,国家还要建设呢。”后来村里修公路,她把积攒的一百斤粮票全部捐出,说是“替老叶尽点心”。
叶剑英此举在广东干部中反响不小。有读书人感叹“得人如此,死亦足矣”;也有士兵嘀咕:“离了又算啥亲属?”议论传到叶剑英耳里,他只淡淡一句:“革命不是绝情寡义,先烈未竟之责,由活着的人承担。”这句话在干部会上流传甚广,后来写入《优抚对象走访提纲》。
回头看叶挺、李秀文那段情感,如同急湍相遇,轰轰烈烈,而黄春的存在更像静水深流。离婚时,她曾要求“离婚不离家”,执拗得让叶挺也难开口。可等到叶挺真正拿起苏俄教材、奔走国共合作,她又悄然退出视线,从未向外人说一句埋怨。有人揣测她是旧礼教的牺牲品,亦有人说她“慧根深种”。答案如何,只有她自己心知肚明。
新中国建立初期,广东省还出台了面向烈士前配偶的慰问办法,黄春成为第一批受惠者。同批名单里,还有大渡河勇士晏福生遗孀、赴朝志愿军英烈邓振华的老母亲。档案注意到一个细节:黄春每次领取抚恤金,都要在收据底部补上一句“代叶公用之”。字迹秀丽,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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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叶剑英调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临行前特地托人去庵堂探视。黄春递出两包亲手烤的茶饼,说:“我年纪大了,不求别的,只盼国家长治久安。”信使回报时,叶剑英沉默良久,随后批准在周田村小学设立“叶挺图书角”,并拨了二百册《叶挺文集》。村里娃读书识字,有人问老师:“叶将军是我们东江人吗?”老师笑道:“他走得远,但根在这座山。”
1972年冬,黄春病逝,享年71岁。她留下的遗物里有一方包袱,除了一本小楷《金刚经》外,还有叶剑英当年的批文原件。那张纸角已发黄,却仍写得分明:优厚照顾。乡亲们给她营建了简朴墓碑,无撰功业,只刻一句:“叶将军旧配黄太夫人之墓”。
多年以后,谈到那道指令的缘起,有人推崇叶剑英“侠骨仁心”,也有人关注黄春身上的坚忍与质朴。事实证明,革命年代并非只有枪火号角,亦有温情与担当。叶剑英的专文,不过是把这份温情落到了实处,让昔日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人,重新被阳光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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