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和彭老总平起平坐，开国授衔却无任何军衔，遗言只有两个字

1955年秋天的中南海怀仁堂内，当彭德怀从毛泽东手中接过元帅委任状的时候，观礼席上有一道目光颇为平静。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抚摸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袖口，忆起二十七年前平江起义的那个清晨，彼时他与彭德怀一同站在土台上，两人合用一本花名册来清点红五军的人数。这样的记忆产生了错位之感，这或许就是历史所常有的黑色幽默。

1928年7月的平江县城，彭德怀负责对部队进行调动。滕代远使用毛笔在麻纸上书写布告。他们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党代表，但是按照党组织的原则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还有关键的细节体现在伙食标准方面。那时候红军官兵的灶别是分开的，只有彭总和滕代表一起吃一锅杂粮饭。炊事员老周后来进行回忆，彭军长就着辣椒来下饭，滕代表搭配着咸菜，碗筷还混合着使用。这种不分彼此的状况，后来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得到了延续。毛泽东提议滕代远担任红四军副党代表，自己亲自担任党代表。朱德曾经开玩笑说代远同志这是要给润之当影子。

我认为滕代远的军旅巅峰在1942年五月的反扫荡时最能够体现出来。左权牺牲之后八路军总部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毛泽东原本想要让他直接担任总参谋长，但是他却以自己参谋业务不熟练作为理由进行推辞，之后改任副参谋长来进行主持工作。可是就因为这个副字，反而让他避开了不少政治风浪。听说有一次彭德怀拍桌子责骂后勤部长，滕代远悄悄地把批条改成建议书，这样既解决了问题又给双方留下了台阶。这样的性格特点，或许就注定了他在建国之后的角色转变。

1949年铁道兵团的成立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周恩来专门点名让他担任司令员，原本他有着军队职务。但是在抗美援朝爆发之后，铁道系统归属到了政务院，他的身份也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在1955年授衔的前一天晚上，总干部部曾经讨论过滕代远的授衔事宜：苏联的铁道兵司令能够被授予大将，那么国内要不要参照这个情况？不过毛泽东表示去地方工作的人都不评定军衔，这件事情也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有意思的是林彪曾经私下里说过：要是滕代远同志参加授衔评定的话，是够资格当元帅的。这句话传到滕代远那里的时候，他只是挥了挥手说：彭老总在扛枪的时候，我在修建铁路，本来就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的事情。

真正能够体现他境界的，是他对待亲属的态度。长子滕久翔在建国后请求父亲安排工作，他直接给了二十元路费让其回乡，说老百姓的儿子能够种地，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就不可以？这种固执比任何政治表态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老革命者的价值观。他在担任铁道部长期间创下的纪录更为实在，三年抢修了三千公里的铁路，武汉长江大桥的桩基比计划提前了半年打完。有一次视察工地时遇到塌方，他拿起铁锹就跳进泥坑，吓得警卫员一直呼喊部长不要这样做。

1974 年滕代远病危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说出完整的句子。护士看到他在纸上颤巍巍地划拉，还以为他要交代后事，结果只认出“服务”两个字。主治医生想起十年前的一件小事：有农民闯进铁道部办公室诉苦，说火车震裂了他的祖屋。滕代远不仅批了补偿款，还加了一句该道歉的是我们。在他心里职务衔级一直是服务人民的工具，并非用来争功或者推脱责任的资本。

这么一看，滕代远的遗憾反倒成了一面镜子。当年和他一同获得二等红星勋章的刘伯承、聂荣臻都成了元帅，而他因为转业去从事铁道工作，与将军的头衔失之交臂。不过历史有的时候更注重另一种价值：众多授衔的将领在特殊时期遭遇冲击，这位此前的铁道兵团长却因为远离军队系统而得以保全。如同他常常对下属所说的：铁轨铺设得平稳妥当，火车才不会发生翻倒的情况。

或许可以这样来进行总结：滕代远用“服务”这两个字为自己的人生勾勒出了一个圆满的形状。在平江起义的时候为革命提供服务，在担任铁道部长的时候为建设提供服务，即便是临终前的话语也还是在为某种信念提供服务。这种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的纯粹状态，如同章上的金星一般，更能够对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