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元史·地理志》的时候,总会在一句话前面停下来。那句话是:向北越过了阴山,向西到达了流沙的极致之处,向东涵盖了辽左的全部范围,向南跨越了海表。这十六个字的背后,是唐朝灭亡之后三百多年分裂局面的终结。五代十国的零散状态、宋辽金时期的南北相互对峙、西夏大理的各自割据,都被忽必烈用马鞍碾压成了一整块青砖。但是有趣的是,如今的教科书常常着重强调元朝的疆域非常广阔,却很少有人发问:要是没有这从北方刮来的风暴,中国会不会变成亚洲版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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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元朝接手之前的混乱状况。南宋在淮河一带发愁,金朝注视着开封,开封都已经发霉了,西夏在河西走廊收取过路费,大理的茶马古道被吐蕃各部截成了七八段。那碎片化的程度,如同把春秋战国的地图又复印了一遍一样。可是蒙古人来了,采用反向统一的策略,先扫除外围然后再掏心窝,先消灭西夏和金朝,然后才去啃南宋这块硬骨头。这种打法看起来好像比较粗糙,实际上暗合地理逻辑:控制高原和草原之后,长江流域就成为了他们的囊中之物。怪不得元朝能够设立十个行省,就连云南和吐蕃都直接归属中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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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行省制度是元朝非常大的隐性遗产。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官员的调动如同走马灯一般。唐朝设置节度使,最终滋生出了安禄山。元朝的行省长官是由中央派遣而来的,其辖区范围交错复杂。例如江西行省管辖到广东的部分州县,故意使地方势力没有办法抱团。更为厉害的是在边疆设置了四大行省:岭北行省管辖到北冰洋,辽阳行省能够看到库页岛,云南行省镇住西南的土司,就连澎湖都设置了巡检司来监视台湾。这样的设计就好像给中国的版图打上了钢筋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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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情况较为明显。色目人从西域带来了天文仪器。女真人前往江南学习种植水稻。契丹族被分散开来并被分配到各地进行屯田。当下在云南存在着蒙古族的后裔,在河南有维吾尔族的村落,这些都是当时民族迁徙的事例。回族的形成过程颇为有趣,波斯商人在泉州迎娶汉族女子,蒙古军官信奉了伊斯兰教,通过各种通婚以及混血的情况便产生了新的族群。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相较于欧洲宗教战争时期的排异反应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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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真正具有的历史功绩或许在于让大一统成为中国人的一种肌肉记忆。朱元璋在北伐的时候喊出驱除胡虏的口号,可是在建立明朝之后依旧继承了行省制,甚至连皇帝的名号都沿用大明来对应大元。清朝则更加直接,康熙在平定噶尔丹之后特意宣传自古得天下之正没有比我朝更合适的,暗地里和元朝比较正统性。这样来看元朝就好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在中华文明的脊梁上烫下了不可分裂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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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比就无法看出其中的差别。欧洲的查理曼帝国在分裂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再次实现对欧陆的统一。阿拉伯帝国分裂成为了众多的酋长国。而在元朝之后,即便有元末时期的乱世以及明清交替的情况,中国的基本盘始终没有溃散。这样的一种延续性,或许就来源于忽必烈将都城定在北平的选择,把政治中心放置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之处,如此一来任何一位统治者都必须兼顾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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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思考,元朝最为神奇的贡献在于使得分裂成为中国人极为深刻的恐惧。如同《马可·波罗游记》当中的那个细节:一个少女怀揣着金袋能够横穿帝国,并非是因为道路好走,而是因为沿途存在驿站以及律法。这种在物理层面能够通达、法律全面覆盖的治理逻辑,相较于任何文化认同都更为直接地将疆域给束缚住了。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如果没有元朝,中国真的会变成另外一个欧洲?查看地图或许不会,但很大概率会是放大版本的东南亚,众多王国在相互并存的状态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元朝花费了九十年的时间,硬是将统一变成了历史当中必然的路径。如同泰陵里忽必烈的石碑,上面刻着蒙古文,底座却是汉式的须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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