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韩先楚返乡探亲，遇发小闲聊，对方直言：你这官咋当的

1947年10月的东北夜色沉沉，炮兵瞄准镜里映出义县矮墙。韩先楚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红线，又回身嘱咐炮兵排长：“口径再大，也别打到民房。”排长点头，可还是忍不住嘀咕：“这么密的射击，能准得了？”一句话出口，韩先楚没再多解释，只把坐标重新核对三遍。第二天清点弹着点，城墙被掀开了豁口，百姓却安然无恙，很多老乡嚷嚷着“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

义县一役让部队服气的不只是胜利，还有那份谨慎。战后总结会上，一名年轻参谋私下说：“司令爱护百姓，比疼自己兵还狠。”这句半玩笑的话后来在三纵传开，倒成了韩先楚的“口碑签名”。也正是那种骨子里的牵挂，让他始终惦念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红安。

1949年初南下途中，他第一次摸回阔别十五年的吴家嘴。田埂上的野草被霜压得发白，儿时玩伴吴海洲把他揪住就笑：“先楚，这下真成大人物了，可别忘了当年欠我四斗稻谷！”韩先楚抬手就给了老友一拳：“欠账记着呢，部队有规矩——借的要还。”随即掏出三支钢笔塞过去：“给你那仨小子，好好读书。”这一幕后来被村里人当趣事讲了多年。

时间推到1975年盛夏，他第二次回乡。那几年村里日子刚有起色，家家都想请将军吃饭。韩先楚摆手：“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别兴师动众。”最后落脚在闵永进家，桌上只有咸菜、苞谷粥和两张热腾腾的红薯饼。闵永进抹着汗道：“家里就这点粗食，委屈你了。”韩先楚夹了一筷子咸菜，说得干脆：“我当兵时连树皮都嚼过，这回算改善伙食。”

1978年中央准备讨论经济政策，要求各地摸底调研。兰州军区会议室里，韩先楚摊开厚厚的资料：“老、少、边、贫几块地方的困难，数字吓人。帮他们，就是给后方稳根。”会场一度鸦雀无声，随后有人补充数据，有人提方案，这条建议后来写进正式文件，成了国家级扶贫决策的雏形。

1981年1月的一个清晨，他第三次返乡。面包车在崎岖公路上颠簸，车窗外是湿冷的冬雾。车停下，一个披破棉袄的瘦高老人迎上来，眯眼打量几秒，大嗓门冒出一句土话：“祖宝，是你不？”这声唤小名让韩先楚愣住，随即喜笑颜开：“陈尊友，还活蹦乱跳呢！”两人握手刚松，陈尊友就拍了拍自己的褴褛衣襟：“你这官咋当的？几十年了，我还是这副穷样！”

一句调侃，却像钝刀子般割在韩先楚心头。随行秘书回忆，那天将军沉默得反常，午饭几乎没动筷。离村时，他站在泛旧的牌坊下，对赶来的父老说：“新中国都三十多年了，乡亲们还这么穷，是我韩先楚没本事。”有人急得摆手：“比过去好多了，共产党有恩！”可他脸色依旧凝重。

返京后，韩先楚先找国家计委，又跑农业部，接着与湖北省负责同志碰头——主意很实在：修路、通电、搞水利、扶林业。两个月内，第一笔专项资金批了下来。当年秋天，红安县城关大道两侧种下三百多株雪松，正是他亲手挑的树种。

1986年3月，他病卧北京总政医院，意识还算清醒。他让人把夫人和秘书叫来，声音有点沙哑：“红安那条街，春风一来该补栽了，你们捎几百株去，告诉乡亲，我惦记着。”嘱托完才闭眼休息。医生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公事。

同年10月3日清晨7点40分，心电监护仪的曲线变成直线。按照遗愿，骨灰送回家乡。运灵车驶进红安新修柏油路时，路两旁雪松已经长到两米多高，树梢在风里摇，像老战友齐刷刷敬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