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湘雅医院的停尸房里格外安静,留守的值班医生回想起刚抬进来的那具遗体时,还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么高的姑娘,真是头一次见。”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这名少女不同寻常的一生。
1964年7月14日,曾金莲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她刚落地时,体重与身长并不比同龄婴儿夸张,可自从满周岁后,事情就慢慢走偏。别人家哄着喂的小碗粥,她三两下就扫光;母亲原以为是孩子胃口好,没当回事,直到家里开始加倍购买粮票,才意识到事情有点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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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五岁那年春天,再和村里小伙伴站在一起,身高差已有一截。父亲背着半袋稻谷回家,迎面看见女儿提着两桶井水往灶台走,愣住:“你才这么点大,别把腰闪了。”曾金莲憨憨笑着回一句:“我力气大,不碍事。”这一幕被邻居看见,大家议论纷纷:这个娃娃像是被山神点了身子骨,总往上蹿。
1978年,14岁的曾金莲已经长到2.34米,一顿饭两斤米是常态。屋里那张床三番五次加长,最后定格在2.83米,几乎顶到墙根。鞋子更是难题,母亲用粗布一针一线赶制60码的大脚布鞋,手指戳得通红也不肯放下针线。就算如此,一双鞋还没捂热,就得再做下一双。家里为这副“巨人”身躯倾尽所有,财政压力肉眼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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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很快捕捉到这位“女巨人”的故事。1979年夏天,省篮球队的教练带着量身尺和合同,冒着酷暑来到益阳。教练看着高耸的门框又望望曾金莲,激动得合不拢嘴:“姑娘,只要你愿意,吃住学费全包!”开明的父母把决定权交给女儿,她沉默片刻后点头——至少,篮球可以让家里喘口气。
进入省队后,曾金莲首次感到身高原来也是礼物。队友们围着她转悠,七嘴八舌地教她投篮、卡位,教练更是亲自示范脚步移动。训练累得气喘吁吁,她却乐在其中,因为衣食无忧的日子来得太奢侈。每晚熄灯前,寝室灯光暗下去,她常小声说:“原来我也能有伙伴。”床铺虽然特制,但空气里充满笑声,不再是孤零零的叹息。
遗憾的是,身体的极限没因篮球而停下。1981年底的例行体检,将曾金莲重新推向命运的拐点。CT片子亮着一团阴影,医生神情凝重:“脑垂体长了瘤子,激素分泌失控才导致身高疯长。”与此同时,长年高糖高能量摄入,让她的胰岛细胞不堪重负,严重糖尿病伴随而来;脊柱因为超常拉扯开始变形,她直不起腰,跑跳变成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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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病痛像催命符。注射胰岛素、服激素拮抗药、牵引矫形……治疗费用迅速耗尽,医院和体育局筹措了部分资金,可依旧杯水车薪。教练每次去病房,都只能握住她的手,哽咽半晌说不出话。曾金莲却反过来安慰:“教练,我没事,您别难过。”
1982年2月14日凌晨,前叶垂体瘤突然出血,压迫丘脑,18岁的她呼吸渐弱。最后一刻,她用尽力气告诉父母:“把我留给医院,能帮别人就好。”在那个讲究入土为安的年代,这句话像石子砸进平静湖面,激起巨大涟漪。可父母终究点头,完成女儿心愿。
遗体很快被移入湘雅医学院。解剖科教授第一次面对完整的“巨人病”躯体,决议将其分为整躯浸制与干骨两套标本,保存在人体形态学科技馆。处理过程颇为复杂,为防止软组织塌陷,技术人员注射甲醛与甘油混合液,再用特制有机玻璃柜恒温恒湿封存。骨架则经清洗、漂白、拼装,完整呈现非同一般的骨性特点:椎体加宽,四肢拉长,关节处异乎寻常的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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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无数学子在标本前驻足,研究垂体瘤导致的肢端肥大与巨人症,讨论脊柱负重畸形与关节病理改变。每一节椎骨、每一段长骨都在无声诉说:过量生长激素如何改写人类躯体的极限,又如何摧毁新陈代谢的平衡。如今,这具身高2.48米的标本依旧静静矗立,见证着校园里一茬又一茬医学生的求索。
对于后来者而言,曾金莲不再只是“惊世骇俗的个头”,而是一本活教材:提醒年轻的临床医生在碰到异常快速生长时,务必寻找内分泌源头;也提示社会,当遇到特殊人群,需要的不仅是好奇,更是医疗资源和人文关怀。她短暂的十八年被定格,却在无形中延伸出更长久的科研价值,这大概是她当初下定决心捐献遗体时最朴素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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