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贩看到报纸上开国中将照片，专程致信问将军：您是否改过名字？

1949年10月13日清晨，湖北石首县调关镇的河雾尚未散尽。沿街叫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鱼贩王光尧像往常一样蹲在案板前，手起刀落，一条鲤鱼很快被片成薄薄的鱼片。就在此时，区委的一名年轻干事跑进市场，举着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嚷道：“老王，快看报！”

报纸正中是一张佩挂两枚勋章的军人照片，标题写着“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干事指着照片直说：“这不就是你儿子吗？石首人哟！”王光尧抬头扫了一眼，又继续低头刮鱼鳞：“我儿子叫王尚寅，不叫这名字。”四周摊主听见动静，都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了上来，市场一时闹腾起来。

干事不甘心，翻出另一条消息：石首籍，十四岁参加红军，历任连指导员、团参谋长……信息对不上名字，却和家里老王常说的小寅经历高度吻合。耳边议论声越来越嘈杂，王光尧皱着眉，琢磨半晌仍觉得蹊跷。干事索性提议：“那就写封信，一问便知。”

回到家，王光尧摊开毛边纸，提笔却顿住了。这一停，就是半个时辰。十八年未见，生死不明，真要开口，竟无从落笔。最后，信里只写了两行：“王尚荣司令员：报上照片似曾相识，斗胆相问，您是否改过名字？”末尾落款依旧是那熟悉的“父王光尧”，外加一个并不稳当的指印。

半个月后，这封带着河水腥味的信件由长江、黄河辗转抵达青海西宁。一天傍晚，副司令员王尚荣在办公室整理公文，通讯员递来一封泥点斑驳的信。“司令员，湖北寄来的。”王尚荣漫不经心拆开，却在看到“父”字时心头突地一紧，随即双手颤抖。身边警卫见状，小声问：“首长，出什么事了？”王尚荣哑着嗓子，只说了五个字：“是家里的信。”

信纸短短几十字，字迹粗拙，王尚荣却看得泪水模糊。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称呼，将十八年的战火与漂泊瞬间击穿。曾经，他为了不给家人惹麻烦，毅然改名。枪林弹雨里，他把旧名字埋进油墨发黄的作战记录；如今，一封家书把尘封往事全勾了出来。

随后几晚，青海戈壁的夜风格外刺骨。王尚荣在昏黄马灯下写回信，细细回忆少年时父亲教他撒网捕鱼的细节。不知不觉，纸上已铺满字：“父亲，儿尚在，已改名王尚荣，为革命不得已。盼早日相见。”写毕，他在落款旁郑重画上两块银光洋的轮廓——那是奶奶当年缝进腰带的护身钱，也是瓦屋塘突围时挡住子弹的“护命符”。这是秘密，也是信物。

1950年春，华中大地冰融雪化。王光尧收到了回信，看见信末两枚光洋图案，瞬间认定对方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寅。他把信举得老高，冲街坊高声道：“是他！真是我儿子！”

同年五月，石首县政府派人协助老人赴西宁。十天车马颠簸，父子在军区大院重逢。那天没有拥抱，没有热泪，只是站定，相互端详。王尚荣先开口：“爹，我回来了。”王光尧喉咙发干，只挤出一句：“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好。”接着，他从怀里摸出两块磨得发亮的光洋，递到儿子手里：“娘给你的，还你。”王尚荣双手接过，敬了个军礼，然后匆匆奔向作战会议室——西北边情紧张，他分身乏术。

有人说这场团圆太仓促，父子仅相伴一炷香工夫。但在那个动荡年代，很多战士连一面都未曾再见。已属万幸。

1955年9月，人民大会堂授衔典礼隆重举行。身着大檐帽的王尚荣走上台，肩膀上的金星与橄榄枝闪闪发光。嘉宾席上，头发花白的王光尧在人群中踮起脚尖，努力寻找儿子的身影。当号手奏响军歌，他长舒一口气，眼神坚定，好像一块历经江水打磨的石头，终于沉稳地落在河床。

此后十余年，王尚荣转战青藏高原、巴塘草原，主持军区基建、边防、后勤。文件里密密麻麻的批示，铺满了他瘦削的字迹。期间，他给父亲寄去数十封信，大多短短几句话：“爹，身体可好？调关镇今年鱼价如何？”平淡，却撑起一段兵与农的亲情脐带。

不得不说，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一张报纸、一封信可以决定命运走向。若不是区委干事在市场高喊，若不是鱼贩鼓起勇气提笔，也许父子仍隔着千山万水，相互摸索着对方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这场误认还让调关镇成为一段佳话。许多年后，当地人聊起“鱼贩老王”，总要补一句：“他呀，敢当面给中将写信的。”

历史的齿轮滚滚向前，留给个人的空隙其实很小。王尚荣后来曾对部属提及此事：“改名是为了活下去，也是为了让家人活下去。”短短一句，颇具时代冷峻。

1968年，王光尧病逝。遗嘱只有两件事：把那两块光洋埋在祖坟边；不要摆酒席，把钱省下来支援上山下乡的知青。

如今，调关镇市场的木案早已换成不锈钢台面，外地小贩再难想象当年那位卖鱼老人怎样在喧闹中听见自己儿子的军号。但那张旧报和那封短信，仍被王尚荣的后人珍藏。“您是否改过名字？”这一问，像钉子，钉进历史的缝隙，使一个普通家族和共和国军史牢牢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