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咖啡之城，到底在哪里？

如果把“中国咖啡之城”当成一个问题，它本身就带着误导性。

在过去十年里，这个称号被不断移动：

有人指向云南普洱——那里种着全国98%以上的咖啡豆；
有人指向上海——全球咖啡品牌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也有人指向广州、深圳，或近年的昆明、成都。

中国咖啡第一村-保山新寨村

但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谁最多”“谁最早”“谁最会营销”的竞争逻辑，会发现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
中国是否正在出现一种“以咖啡为基础设施”的城市？

这种城市，咖啡不是点缀，不是中产标签，也不是旅游消费品，而是一种嵌入城市日常、商业结构与社会节律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咖啡之城”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城市状态。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美团联合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咖啡门店总量超过20万家，其中独立咖啡馆占比接近六成。

但数量并不能直接说明问题。

小红书@1022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变化：

第一，咖啡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下沉。
2020—2023年，二线及以下城市的咖啡门店增速，连续三年高于一线城市。

第二，咖啡消费从“社交型”转向“功能型+日常型”。
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工作日早高峰（7:30—9:30）咖啡订单占比持续上升，咖啡正在被纳入“通勤系统”。

小红书@卡门

这意味着，咖啡不再只是“周末生活方式”，而正在变成城市运转的一部分。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咖啡之城”的问题开始变得复杂——它不再取决于谁有更多精品店，而取决于谁能让咖啡真正嵌入城市结构。

如果只看数据，成都并不“激进”。

截至2023年底，成都咖啡门店数量约在6000家左右，低于上海、北京、深圳。

但成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少有的、让咖啡成功融入“慢节奏城市”的样本。

成都 Oldspeak Factory

在成都，咖啡并没有取代茶，也没有制造二元对立。

从玉林、望平街，到东郊记忆、麓湖，再到近年兴起的社区型非标商业体，成都咖啡馆的典型形态是：
小体量、低翻台、不强调效率，却高度嵌入社区日常。

一项来自本地商业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成都独立咖啡馆中，超过40%分布在社区型街区，而非核心商圈。

这与北上广深“写字楼+外卖驱动”的模型截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成都的咖啡与非标商业同步生长。

theburrow陋屋咖啡

过去五年，成都成为全国非标商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街区式、策展式、生活方式混合型空间大量出现，而咖啡馆几乎是这些空间的“基础设施”。

在这里，咖啡不是主角，而是一种让空间成立的前提。

这使得成都的咖啡，呈现出一种少见的状态：
它不追求“全国第一”，却形成了高度稳定的在地消费结构。

小红书@爱吃芝士的拉面

如果说成都代表的是“文化型嵌入”，那么贵阳，则是一个更值得警惕的信号。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贵阳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咖啡城市：
它不是一线，没有咖啡历史，也不在消费力排行榜前列。

但数据显示，贵阳的人均咖啡消费增速，近三年位居全国前列。

据美团与窄门餐眼数据，2021—2023年，贵阳咖啡门店数量增长超过150%，且其中独立咖啡馆占比显著高于连锁品牌。

小红书@Estimable

更关键的是价格结构。

贵阳主流咖啡单价集中在15—25元区间，明显低于一线城市，但消费频次并未显著下降。这意味着：
咖啡在贵阳，并不是“中产象征”，而是一种可被日常化的饮品。

原因并不神秘。

小红书@umi

一方面，贵阳近年来非标商业与社区商业快速发展，咖啡作为“低门槛社交空间”被大量吸纳；

另一方面，贵阳年轻人口占比高，且互联网行业、文旅相关产业集中，形成了稳定的咖啡需求底盘。

在贵阳，咖啡正在完成一个关键转变：
从“被模仿的一线生活方式”，转向“被本地化吸收的日常习惯”。

这正是“咖啡之城”出现的前兆。

过去十年，中国咖啡馆的最大变量，并不在咖啡本身，而在商业空间。

从购物中心主导，到街区回归，再到“内容型空间”“复合型社区”，非标商业的盛行，彻底改变了咖啡馆的生存逻辑。

小红书@19

数据显示，在非标商业中，咖啡馆的存活率显著高于传统商场店。

原因在于：
非标商业并不要求高翻台，而强调“停留”；
而咖啡，恰恰是最适合制造停留的业态。

小红书@19

在成都、贵阳、昆明、杭州等城市，咖啡馆不再是“商业单元”，而成为空间节律的调节器。

它不靠爆款，不靠社交媒体，而靠稳定的日常重复。

这也是为什么，真正有生命力的咖啡城市，往往不是连锁密度最高的地方，而是独立咖啡馆能长期存活的地方。

综合多家平台与行业报告，可以确认几个清晰趋势：

1.消费频次上升，但客单价趋于理性

2.外卖与到店并行，通勤场景成为核心战场

3.独立咖啡馆并未被连锁全面挤出，而是完成分化

4.咖啡与空间、社区、内容的绑定越来越紧密

这意味着，中国的咖啡市场，正在从“风口型增长”转向“结构型生长”。

在这个阶段，“咖啡之城”不再是一个营销称号，而是一种城市是否具备稳定日常消费、空间容纳能力与文化自洽性的综合结果。

小红书@慕可先森

一个必须被说出口的事实：咖啡正在提前暴露中国城市的“失败结构”

如果把咖啡当成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它对城市的要求，远比我们想象中苛刻。

咖啡需要时间冗余、空间冗余和心理冗余。

它既不高效，也不刚需，却要求被反复、稳定地消费。

小红书@慕可先森

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多数城市，正在系统性削减的三样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咖啡并不是城市升级的结果，反而更像是一种压力测试工具：
它最先暴露出城市是否已经进入“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阶段。

当一座城市开始大规模出现“只剩外卖咖啡”“咖啡馆只能靠拍照生存”“独立店迅速被挤出主街”，问题往往不在咖啡，而在城市本身。

“咖啡之城”这个说法，隐含着一个看似积极、实则值得警惕的前提——
它假设咖啡是一种可以被规模化复制的城市成果。

但现实恰恰相反。

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认为“咖啡成立”的城市——
无论是墨尔本、维也纳，还是东京——
都不是因为咖啡馆最多，而是因为城市允许人们长期停留在非生产状态。

小红书@乡下蛋儿

如果把咖啡之城理解为“门店密度”“品牌集聚”“网红浓度”，
那它很可能只是商业化过度的另一种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领先并非毫无代价：

它证明了中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咖啡消费网络；
同时也证明了，当城市进入极端效率导向，咖啡会迅速被工具化、功能化。

成都和贵阳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是否能长期维持“咖啡热”，
而在于它们在某些阶段，偏离了主流城市发展逻辑。

成都偏离的是“效率崇拜”。
贵阳偏离的是“高房价—高强度—高周转”的路径依赖。

它们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
当城市没有被完全推入单一增长模型，
咖啡才能从符号，回到日常。

但必须承认的是——
这种偏离，本身是脆弱的。

一旦租金结构改变，一旦商业被全面标准化，
咖啡会立刻退回连锁与外卖。

中国大多数城市，可能永远不需要、也承载不起真正意义上的“咖啡文化”。

这并不是文化能力的问题，
而是城市是否还保留“非效率生活”的问题。

当年轻人被迫在通勤、房贷与绩效之间压缩生活，
咖啡就只能作为提神工具存在。

当城市规划不再为“无目的停留”预留空间，
咖啡馆就只能成为拍照背景。

在这种结构下，
讨论“中国咖啡之城在哪里”，
本身就有点像在一艘高速行驶的船上讨论甲板美学。

小红书@米多mom

也许我们真正该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也许问题并不是——
中国咖啡之城在哪里？

而是——
中国还有多少城市，仍然值得开一家不追求翻台率的咖啡馆？

如果答案越来越少，
那么咖啡的衰退，
并不是消费降级的信号，
而是城市生活正在被进一步压缩的征兆。

在这个意义上，
咖啡并不浪漫，
它只是提前替城市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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