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看守江姐的特务被捕，临死前说出当年真相，事后被认定为功臣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55岁的黄茂才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手指在纸面上不停颤动，他已经写了第六封申诉信。信纸被磨得起毛，炉火却始终烧不旺，屋里冷得像冰窖。屋外传来邻居孩子的脚步声，他本能地收起信纸——在当地人眼里，他仍是那个“杀害江姐的刽子手”。

距离第一次“沉冤”已过去二十七年。1951年初春，西南公安机关展开对潜伏特务的集中抓捕，黄茂才在课堂上被带走。押车的颠簸刚停，他就听见一句冷冰冰的指控：“你在渣滓洞参与迫害江竹筠，证据确凿。”心脏几乎停跳。三轮审讯后，判决书很快送到：死刑，立即执行。

临赴刑场，他像困兽般嚎叫：“我没害江姐，我帮过她！”这一声喊救了命。押解干部交换眼色，觉得蹊跷，立即上报。刑期被改为无期，案卷却暂时搁置。在狱中，他洗衣、扫地、抄写报纸，表现算得上“出奇好”。可即便如此，没人真相信他的清白。

要讲清黄茂才的来路，还得回到1925年。那年，他出生在四川璧山一户贫农家。靠祖父卖两亩薄田，他有机会进私塾认字。十二岁那年，灾荒连着瘟疫，家里断炊，只能辍学务农。再往后一转弯，父亲把他送进当地地主刘重威家当长工，能吃口饱饭，还能摸到报纸，这是黄家祖辈都没奢望过的“福气”。

1944年，国民党在川东紧急拉壮丁。黄茂才被捆到征兵站，编入杂牌部队。一年后，部队裁汰“累赘”，他被甩给渣滓洞监狱当看守。最初，他庆幸不用上前线挨枪子。可没多久，他就遇见了江竹筠——那位始终昂着头、眼里带光的女囚。

1948年冬夜，黄茂才值夜班，走廊尽头灯火摇曳。江竹筠低声对隔壁牢房的同志说：“要活着出去。”他听得真切，心口发热。一回到值班室，他忍不住问监狱长：“这些人真那么坏？”醉醺醺的监狱长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坏透了，别被忽悠！”笼统两句话却打不消他的疑惑。毕竟，牢里的共产党人礼貌克制，远没展现传闻中的“狡诈”。

好奇心驱使，他开始帮忙传纸条、递药品。第一次行动，手心全是汗，事情却轻松得出奇。后来他越陷越深，甚至把自己微薄的薪水换成粮票，偷偷塞进牢房。江竹筠见他支支吾吾，轻声说：“多保重，黑夜总会过去。”这句暖话让黄茂才彻夜难眠。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枪声震耳。国民党企图在败退前血洗牢房，江竹筠等大批烈士牺牲。那天黄茂才因“多嘴”被调回家乡，他是后来才知道真相的。消息传来时，老实人第一次失声痛哭，他喝了两天闷酒，醒来后在乡间当了小学教员，以为就此埋葬过去。

然而，往事并未远去。1951年冬，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通缉名单上。案卷里有一份伪造的口供，说他“积极协助刑讯”。缺证据？没关系，一顶“潜伏特务”的帽子就够了。审讯期间，他咬破嘴唇也喊不清楚，直到行刑前的那记呐喊，让办案人员决定再翻一遍档案。

可档案残缺不全，绝大多数当年战友已牺牲或走散。黄茂才能提供的线索，年份久远难以查证。案件就这样拖着，他在看守所熬过十三年。1964年减刑释放，回乡却依旧囚笼难逃。人们见他躲着走，孩子们私下指指点点，他只得搬去破旧祠堂独住，靠教书糊口。

翻案的突破口，出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一年。全国上下清理冤案，黄茂才攥紧了希望，连写多封申诉材料递交省里。档案馆里，被尘封的旧卷得以重新启封，却仍有若隐若现的空白。审查组提醒他：“若能找到知情人，你的案子就有救。”

他想起了一个名字：曾紫霞。当年与江姐同囚，奇迹般生还，后在华西医科大学任教。1979年春天，黄茂才倾其所有，挤上慢火车，颠簸两昼夜抵达成都。推开办公室的木门，眼前的女教授抬头一愣，随即泪光闪烁：“是你？你还活着！”短短一句，凝固多年的疑云瞬间松动。

曾紫霞随即着手写下长达万言的证明信，分七个要点，详述黄茂才当年输送药品、传递情报、掩护地下交通站的经过，并附上幸存同志的补充材料。四川省统战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复查，最终认定原案事实不足；1980年春，黄茂才被宣告无罪，并被追认为支援革命工作的“有功人员”。

消息传回老家，乡亲们的态度从警惕转为歉疚，当年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悄然收起。街角茶馆里，常有人提起他，“那人命大，也心真好。”黄茂才却不愿多谈旧事，只说一句：“能给江姐点清白，我这辈子也算没白走。”

晚年时，他把那沾满泪痕的判决书、减刑书、平反决定装进木匣，又把曾紫霞的亲笔信压在最上层。黄茂才常给学生们讲《红岩》里的故事，眼神依旧清澈。有人问他此生最大心愿是什么，他摆摆手：“别提我，记住那些先烈就好，别让他们的名字蒙尘。”

木匣子里的文件渐渐发黄，可每到清晨，黄茂才仍会抄上毛笔，写下一行行端正的小楷：“革命不是罪，良心不可欺。”这是他写给自己的注解，也是留给后来人的一句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