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从副总理变成工人，解除职务后反倒安慰妻子：在预料之中

1986年盛夏的午班休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车间格外闷热。孙健靠在一排刚加工完的铸件旁，汗水顺着安全帽边缘滑落，却睡得很沉。几位年轻工人站在一旁小声嘀咕：“这位姓孙的师傅，干活利落得很，不像普通工人。”有人补了一句：“听说他以前在北京当过领导。”议论声没有吵醒孙健，失眠多年的他，此刻呼吸均匀。很多人不知道，两年前他还住在中南海南楼。

若要弄清这份落差，需要把时间拨回到1975年1月的人民大会堂。当年四届人大开幕，五位工农干部被提名进入国务院领导序列，最年轻的便是39岁的孙健。资料显示，1936年2月生于天津郊区的他，16岁进厂当学徒，主攻车床。对数字敏感、对设备脾气了然于心，一线工人评价：“这小子脑子快，手更快。”1973年，他已是天津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系统。

1975年初提名之前，周恩来总理专门约见孙健。短暂寒暄后，周总理开门见山：“年轻是优势，也是欠账。到国务院来，先当三年学徒，腿要多往基层跑。”孙健点头称：“谨记嘱托。”外界常问他“为什么是你”，孙健总摆手：“真说不上来，只能说组织需要。”

进入国务院后，他分管全国工业交通，对谷牧汇报最为频繁。谷牧年长十一岁，参加革命也早，一次散步时曾半开玩笑：“老孙，怎么还不把家眷接进来？”孙健笑答：“学徒工没满期，带家属不合规矩。”他把副总理岗位视作暂时“进修”，言外之意也提醒自己不贪恋权位。

外界对中央领导的生活多有想象，而孙健日常显得“格格不入”。警车开道他总推掉，文件包自己提，偶尔下榻地方招待所，还会和管理员聊几句刀具磨损问题。秘书陈某回忆：“有次中南海放内部电影，孙健挥手说‘我去车间看看夜班’，转身就走。”他的警惕与谨慎，明显多于享受。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政治秩序迅速调整。孙健敏锐地感觉到风向变化。一本工作笔记上，他写下八个字：“位置不稳，随时归位。”1978年3月9日傍晚，他在湖南株洲厂区调研，中央办公厅电话骤然打到现场，要求立刻返京参加会议。凌晨抵达北京后，任职通知尚未正式宣读，他已经明白结局。

次日，原国务院办公楼三层小会议室。简短宣布：孙健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回原籍参加劳动。没有更多解释。会后，谷牧快步过来拍拍他肩膀：“保重。”孙健回以一笑：“在我预料之中。”

回到天津，妻子张琪明显担忧。进门没多久，她终究问出口：“你还好吗？”孙健放下行李，环顾熟悉的老房子，轻声回应：“我不会寻短见，这结局我早想过。有你在，没什么难关过不去。”短短两句话，夫妻对视，情绪反倒平静。对话比外人想象得朴素，却道出他的心理准备。

4月中旬，他走进昔日工作过的重型机械厂报到。厂部原先准备让他进行政科，孙健摇头：“我会车床，还是回机加车间。”没多久便穿起蓝布工作服，跟师傅们一起搬料、调机。令人意外的是，顽固的失眠不治而愈。孙健私下向老同事调侃：“车间噪音大，却能让我秒睡，副总理办公室静得人不敢呼吸。”

有人猜测他下来的原因与“四人帮”有关，然而几份内部档案已明确：孙健与那股势力并无往来。更可能的考量是，1975年临时提拔的工农干部多数缺乏大政方针经验，拨乱反正后需调整队伍。对比同批的吴桂贤、李素文、陈永贵，或主动请辞，或另行安排，逻辑一目了然。

1983年，孙健凭借对设备改造的贡献，被推举为生产调度长，两年后主持一个新型镗床项目。干部人事部门曾建议恢复厅局级待遇，他只同意技术职称晋升。车间工人对他的评价很直接：“不端架子，能干活，还爱琢磨。”

1997年11月24日凌晨，孙健因肺癌病逝于天津医科大附属医院，年仅61岁。噩耗传至北京，谷牧托人送来花篮并附悼电：“孙健同志勤恳务实，初心未改。”这几行字被安放在灵堂正前方。孙健的妻子望着挽联泣不成声：“老谷还记得他。”

告别仪式简单得很，家属婉拒繁复礼节，只保留了车间代表和几位故旧。棺木下葬时，厂区汽笛长鸣，远处的机床依旧轰响。熟悉的钢铁气味混着寒风，仿佛告诉世人：那个从工人走进中南海、又从中南海回到车间的人，完成了自己的循环，归根仍是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