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长崎约24万人中近15万死伤,城市多处被夷为平地。这些视觉冲击强烈的展示,无疑让观众对长崎平民的遭遇产生深切同情。
对于轰炸原因的解释却几乎缺席。整个纪念馆中,只有一块不起眼的展板简要提及日本的殖民历史。而中国人熟悉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命名为“太平洋战争”。更值得关注的是,展馆最终将长崎定位为“和平使者”,宣称“希望长崎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核轰炸的城市”,呼吁世界抵制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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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够构建这种叙事,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对日本进行了东京审判。最初,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态度强硬,主张严惩日本。但审判开始不久,国际局势发生剧变——冷战的苗头开始显现,彻底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策略。
在冷战格局下,亚洲成为美苏争夺的前沿。美国逐渐认识到,与其严惩日本,不如将其转化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于是,在美国主导下,这场本应明确的审判持续了三年之久。战犯名单从最初的5,400多人不断删减,最终仅28人被起诉,仅25人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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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名单上删除的战犯,许多后来在美国支持下重返日本政坛。最引人注目的是臭名昭著的岸信介,不仅未被追责,反而于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这种情况下,普通日本人如何看待侵略战争的责任?答案显而易见:如果战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那么这场战争真的错了吗?
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日本政府以“国民处于战败阴影、反战情绪强烈”为由,拒绝直接派兵参与朝鲜战争。而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第九条,也禁止日本组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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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采取了两项关键措施:一方面放开禁令,允许日本组建“自卫队”;另一方面,默许甚至支持日本对国民战争记忆进行系统性改造。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全面重塑历史叙事:
这种叙事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有其社会基础。当时日本约7,000万人口中,超过700万人直接参与侵略战争,几乎每个家庭都以各种方式支持过战争。当新叙事告诉民众“你们不是加害者,而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自然产生了广泛的“解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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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在日本的公共空间中清晰可见。日本各地遍布着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及其分社。例如:
这些场所成为日本人“瞻仰战犯祖先”的地方,参与侵略的士兵被重塑为“为国发展的英雄”和“让日本获得新生的功臣”。在这种环境下,普通日本人逐渐接受了自己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既然同为“受害者”,那么道歉的对象就变成了那25名被定罪的战犯,而非被侵略的亚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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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这种叙事,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西方游客眼中,日本常被视为“和平国家”,长崎、广岛的核爆记忆强化了这一形象。许多不明真相的国际游客,确实相信了日本的“受害者”叙事。
好在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强历史教育的国际传播。国家公祭日的声浪日益增大,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关注。作为二战的受害国,中国民众积极发声,让真实的历史不被掩盖。
只有真实的声音被世界听见,真相战胜谎言的那一天才不会遥远。历史不容篡改,记忆需要守护,这是对所有受害者的基本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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