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为何沦为高危群体？背后折射的公平公正问题

有位网友曾经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年来女法官被杀的案例特别多？”

从近几年发生的报复性杀人案件看，确实法官惨遭报复杀害的比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3-2017年，共有85名法官因公殉职。另有统计显示，2017年至2021年期间，法官因公殉职人数为94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女性法官。
法官面对的是当事人，治的是社会病，最容易引起矛盾、摩擦，处理不好进而激化为恶性案件。这些职业上的特点，让法官与普通人群没有距离限制，没有缓冲地带，没有防火墙，一旦擦枪走火，肯定成为第一受害人。并不是像有些人质疑的，为什么不杀别人，偏偏去杀法官？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风险，如何加强职业保障、防范风险比授予烈士称号更重要。歹徒涉及的案件事实如何，又是怎么知道法官家庭地址，枪支弹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我们更有知情权。为何还要对伤害她的两名歹徒讳莫如深呢？披露案件事实难道不是对暴力的最好谴责吗？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称马彩云“因公殉职”，宣称其“年均结案近400件”，“工作突出”。而北师大教授张源却曾在国内社交网络发布消息，通过自己的亲历说明马彩云判案“非常不公”。
马彩云遇害时，各大新闻网站发的消息非常滞后，又有过被删的记录，自然会有相当多的人想知道歹徒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歹徒如何获知法官的家庭地址，以及枪支弹药如何获得等涉案细节。何错之有？
马彩云被追授为“北京市模范法官”后，最高人民法院为马彩云同志追记个人一等功，表彰词里这样写道：“2016年2月26日晚，为避免群众受到伤害，马彩云同志勇斗持枪行凶歹徒，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8岁。”昌平区人民法院向区、市政府申报其为烈士，北京市高级法院决定在全市法院开展向马彩云同志学习的活动。随后，江苏高院发布成立全国首个法官权益保障自治组织——江苏省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并将北京法官马彩云因公殉职的2月26日确定为“法官权益保障日”。一时间，网上涌现无数的法官颂歌。
2016年2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马彩云被枪杀后。2020年12月4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2021年1月1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春梅被闺蜜向某刺死。2021年4月21日，年仅33岁的北京延庆法院刑事审判庭原二级法官宋婕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024年8月7日，一级法官王佳佳被犯罪嫌疑人党某某行凶报复遇害。

李大山与聂某离婚后，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主张其在昌昌平区回龙观镇西半壁店村一宅基地上建的40余间房屋归其所有。“综合考虑该案的情况，马彩云认为应当采用折价补偿的方式，经过评估之后，按估值分割房屋。”马彩云这样裁判的依据是《婚姻法》第39条：“离婚时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协商一致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的原则判决。”他解释说，房屋宅基地是翟某的，李大山主张的60万建房款，因为没证据就得不到。“为了保证孩子的居住条件，在夫妻分割房产时都会对抚养孩子的一方予以照顾。而若为免离婚后继续发生纠纷，激化矛盾，采用的方法往往是一人得房屋一人得折价款。”
李大山输得冤不冤，如果站在聂某的立场，当然不冤，胜诉方永远都认为司法是公正的。如果站在李大山的角度呢？就像有网友评论的那样，“男方婚前盖的房，女方出轨，要离婚，法官判为共同财产，把男的惹急了，把法官、女的、女的新男人都杀了，然后自杀了”。这或许是错误的认识，但有没有人耐心地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有人给他做释法工作，化解矛盾，也许悲剧不会发生呢？除了李大山，另一位自杀者的案情呢？

在这之前有个案子，马彩云还把原本不属于女方的一套房子都判给了女方。如果不是中院和重审的法官纠正了错误，李男会认为自己输得不冤吗？我们有谁站在当事人角度思考过呢？公正的案件，不要怕评论。
原告宋女，无业。被告李男，某高校教师。两人于2000年结婚，2003年离婚，当时两人共同财产只有2001年男方工作了八年的单位分的一套50平米福利房，交给学校的十万元房款是男方全部婚前积蓄。该房无产权，只有使用权，如离校要交回房屋。根据离婚调解协议，房子归男方，女方要钱，当时男方给了她9万现金，离婚后他又陆续给了她8万多（都有收条），十几万那时可在天通苑买套房了。可是后来女方坐吃山空，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男方的房子。
这里有一个细节必须提一下。在2003年离婚前，学校组织教工团购回龙观的经适房，当时男方问过女方要不要买经适房，女方明确表示放弃。当时回龙观离市区远，也没有城铁，开发商给学校900套房只被认购了400套。男方就在领离婚证前四天，以个人名义定了一套。他当时没钱，找同事和工会副主席两人借了7万元，一共交了8万的部分首付款（全款33万，首付10万）。离婚后，他去国土局做了预售登记，支付了余下的首付款，做了按揭，第二年拿到房产证，六年后才还完贷款。而女方起诉的，就是要分割这套房子。
按照法律规定，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离婚后，一方发现另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只有证明被告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才有可能让被告少分或不分。
但是该案中男方并没有这样的情形。证据是男方取得经适房购房资格后，明确告诉过女方，女方在表格上也签过字，知道要购买经适房的事，由于正准备离婚，所以女方放弃两人合买，男方是以个人名义买的，两人离婚时对财产分割也没有异议。离婚前四天支付的部分首付款，有7万是借的，同事和工会副主席都出庭作了证。男方离婚后才慢慢还清债务和房贷。这房子唯一可能跟女方有关的就是其中的一万元首付款。如果原告不能证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原告就得败诉。
可是，匪夷所思的是，马彩云法官不顾被告提供了诸多人证、书证证明自己从未隐瞒，也不顾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就认定女方对该房屋有“可期待性利益”。虽然原告在起诉状里只申请要对经济适用房进行分割，马彩云法官却比原告诉请更进一步，对经适房和单位福利房都进行了评估。单位福利房评估价128万，经适房评估价196万，共计324万，马彩云法官判决，按原告应当占60%的份额计算，原告应得194万多，大致等于经适房的价值。判决结果是经适房全部归女方所有，女方补偿给男方一万多元人民币。
原告凭空获得了一套近200万的房产，还不算当年离婚分给她的钱。被告去签购房合同是在离婚前四天，但房子没有备案登记，没有产权，甚至连房子都根本没有建，不存在所谓的共同财产。所以双方在调解书中写了“无其他共同财产，无其他任何经济纠纷”。如果被告想隐瞒的话，根本也不在乎多等几天。他只是善意地认为，只要是离婚后去做预售登记，离婚后去贷款，离婚后拿到房产证，早一天晚一天签合同都没有关系。可是，就因为这四天，马彩云法官把整套房子判给了未付分文的原告。
按照正常的逻辑，即使认定离婚前四天支付的8万元是共同财产，就算被告提供的借款证明不予认可，那分割的也只是这八万元，最多就是按照这八万元所占比例，用现在已经增值的房价给她一部分。例如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在2011判的一个类似案件，男方是离婚前交完了首付并支付了三期按揭，法院也只是判了这部分为共同财产，根本不可能把整套房子判给原告。
后来该案上诉到中院，中院依法发回重审，昌平区法院更换法官重新审理，在相同的事实下，作出了完全支持被告李男主张的判决，男方重新赢回属于自己的房屋，中院也支持了新的判决。我不希望给更多的法官颁发什么烈士、壮士、一等功，也不要看到任何的流血事件，我希望我们的社会看到，没有司法作为公正的底线，任何人的命都得不到保障。
另外，敢于报复法官的人只能是极少数，中国的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发生极端的个案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极端案件都要进行推理，并由此及彼，推论成普遍现象，就会使国家的法制思维出现问题。法官受到暴力伤害，法律人悲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绝对不应该因为悲愤，就把事件的影响放大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如果允许这种放大，就会因为某一个极端事件，而将一个社会群体拉到事件中来，其必然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
过去，法院允许当事人进入，群众和当事人见法官很容易。可是前些年出了一起法官被爆炸案之后，各级法院加大了安保，上了价值不菲的安保设备，增加了大量的安保人员。致使老百姓进入法院的时候，会感到壁垒森严，而许多法院的安保人员视来访的人民群众为大敌，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即使律师也会感到十分的不便。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并不可取。

如果每个极端案件都由此推断出是向社会挑战，向社会某个执法层面挑战，恐怕国家的法制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把每个不同层面的极端伤害案件都这样扩大化推论下来，就会发生法制概念被偷换的情形，届时恐怕人人不得安生。在此案中，法官的权利应该依法得到保障，另几个被杀害和被伤害的公民权利也应该依法得到保障。所以，把法官遇害推断为挑战法院，是不应该出现的思维。法律强调的是法治，法制保护的是全民的利益，法官也是公民，应该得到同样的保护。法院不等于法律，法官也不等于法律，不能把保护法院和保护法官与保护法治等同起来。
其实，法官审判公平正义、才能杜绝被打被杀。法官被打被杀在中国不是新闻，曾有犯罪嫌人身捆炸药在法院炸死多名法官。同样的，中国的法官爱好枉法也不是新闻，这种事几乎让人难以启齿，它的发生率太高了，几乎为所有国民所痛恨。法律没有公信力，法官不受人尊敬是法官被打被杀的首因。所以法院反思比严惩打杀法官者更重要。